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资本的积累,私人公海活动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以海洋清洁计划为代表的、不以船舶为基础的新型私人公海活动可能与他国公海权益产生冲突,而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对此缺乏规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第2款要求公海自由的行使应当适当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然而,该义务约束的是国家,并不直接约束私人公海活动。基于《公约》和国际司法实践,各国有确保本国船舶行使公海自由时适当顾及他国权益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无法涵盖此类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为此,荷兰与海洋清洁计划组织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了该组织进行公海活动时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的具体要求。除了这一方法,各国亦可将有关设备登记为船舶,或者寻求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以达到相同目的。从晚近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是强化私人公海活动中的国家监管义务,以使各国有责任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类型的私人公海活动都遵守适当顾及义务的要求。     

论无人水下潜水器在国际海洋法下的无害通过权

无人水下潜水器作为一类新兴的船舶,虽具备与军舰较类似的性质与功能,但在国际海洋法下并不能被称为军舰,而宜界定为非商用政府船舶或者军用船舶。由于无人水下潜水器的航行可能对沿海国的秩序与安全构成威胁,故沿海国可以不承认其无害通过权。即使沿海国不否认其无害通过权,其亦应遵从国际海洋法的无害通过制度关于搜集信息、水面上航行等方面的规则,以确保其通过领海的行为是无害的。     

公海生物基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初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并无明确的公约条款可循。为公平地分享惠益,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的第三份执行协定以填补公约规定的空白。公海生物基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公海生物基因资源在法律定位上应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惠益分享区域性立法和国内立法中找到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     

论公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公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难以解决其实际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公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制度。中国作为一个存有大量海洋及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家应当积极加入有关公约,并在不断地完善国内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立法的同时,借鉴有关国家的经验,积极保护本国散落在公海的水下文化遗产。     

试论公海管辖权面临的问题

本文以海洋法公约规定为基础,探讨了公海管辖权所面临问题。本文认为,公海船旗国管辖原则造成的管辖盲区、公海普遍管辖权的缺陷,以及海洋大国在公海上的海洋霸权行为等,说明公海管辖权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科研活动的管辖权

外国在专属经济区的科研活动是沿海国的重大关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科研活动享有同意权、参与权、监督权、对研究资料及成果的取得权等.中国应根据这些制度,完善立法和执法举措,管辖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科研活动包括测量活动.     

论实施国家海洋管辖权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国家海洋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海洋权利的具体体现,包括海洋立法权、海洋执法权和海洋司法权.国家是行使海洋管辖权的主体,国家海洋管辖权的实施可以授权军队也可以专门组建海洋执法队伍履行具体的权责,目前我国海洋管辖权的实施尚不统一,尤其在海上执法力量、管理体制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建设方面还受到许多制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在不同的海域行使的管辖权范围不尽相同,明确各海域的界限和国家可行使的具体权利就成为正确施行国家管辖权的前提;而登临权和紧追权的享有是国家实施管辖权不可或缺的权利,当然,任何权利都不能滥用,一旦因不当行使国家管辖权而给他国造成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民法典》视野下行纪人介入权制度研究 ——兼论我国行纪制度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民法典》继受了《合同法》确立的行纪合同立法的大陆法系模式.行纪人介入制度有效促进了商业行纪营业的发展.但我国现行法律在行纪人介入权制度构建上过于简单,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合理借鉴域外法经验,从行使条件、行使方法、行使效力等方面剖析行纪人介入权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行纪制度立法.     

简论我国的破产抵消权

我国在立法上虽然承认破产抵消权,但由于对破产抵消权行使的规定不够详尽,而且破产抵消权的行使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保护较难平衡和取舍,所以,对它的行使,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理论分析,准确把握破产抵消权行使的正确观念和行使范围,以期实现破产法的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存在着行政诉讼怠于释明、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等乱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立法对行政诉讼释明程度规制的乏缺是重要因由之一。当下中国,在重视法官消极释明功能的基础上强调积极释明功能的发挥是必要的,并经由立法明确行政诉讼释明权行使的原则,规制释明权行使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     

论采风权与肖像权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普遍认为,在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明确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的,只要一个人能够正确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一般认为是不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的,但是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权利具有相互性,所以权利与权利之间会产生冲突,肖像权与采风权之间也不例外。为解决肖像权与采风权之间的冲突,要对肖像权进行合理限制,基于以下五个方面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的肖像——依法强制使用肖像或为了肖像权人本人的利益使用其肖像;出于新闻报道的目的而使用新闻价值人物的肖像;行使舆论监督权而使用他人肖像;基于科学研究或文化教育目的而在特殊场合使用他人肖像;其他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确有必要使用自然人的肖像。     

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拟对我国的立法选择加以分析.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论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循一般的法律原则 ,知识产权的行使也不例外 ,否则就构成知识产权滥用。在明确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成立标准及表现形式的基础上 ,笔者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提出一些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建议 ,希望在相关法律中平衡地规制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知识产权的正确行使 ,以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健康蓬勃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可能三角”:解释及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利用方式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当前正处于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政策规定与实践运行状态之间存在着诸多偏差,这导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等三大主体对土地具有六重功能,但不可能三角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同时实现多元主体的多重功能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应通过对土地附加功能的适度剥离、以及土地权利边界的逐步明晰来突显土地的经济功能,进而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完善和拓展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更优配置。     

论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制度

通过对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制度的借鉴和分析 ,提出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撤销权的主体是发出可撤销的意思表示的人。撤销权在行使方式上 ,应当赋予权利人以自行撤销的权利以提高其社会效益 ,在相对人有异议时 ,才可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我国法律对撤销权的相对人以及撤销权的效力也应明确规定。此外 ,我国撤销权行使的起算期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规定 ,同时应规定一个不要过长的除斥期间 ,以稳定社会关系。     

发挥海陆兼备优势是大型海陆复合国家的必然选择

海陆兼备是中国地缘政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只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蓝色海军,才能发挥海陆兼备的优势,才能为中国贯彻独立的外交战略提供保障。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有独立的全球战略,不能也不应该把他国的反应和意愿作为制定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     

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的再审视

《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主导的监管措施,社会经济活动的专业化使得由专业行政监管机关行使管辖权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恰如3Q大战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监管活动。欧盟与美国对行政限制的规制经验,需要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公有制实践。行政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和实质区别,政府和任何公共团体均可依法从事经济或民、商事活动,或者以其行政权力帮助、扶持、强制企业限制竞争,客观需要将政府自身的反竞争行为与其它主体的反竞争行为平等地适用于《反垄断法》,如此政府的角色定位方能合理暨合法。     

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定位与实现形式--兼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本文论述中国工业化依据国情和党的思想路线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 ,科学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形式 ,其实践和理论发展证实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开创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新路     

对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律思考

赠与合同一经成立即应有效 ,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 ,以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但因赠与合同系单务、无偿合同 ,所以为维护赠与人的利益 ,法律应于特殊情形下 ,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 ,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但是 ,赠与合同撤销中的某些问题仍不甚明了 ,如受赠人是否有撤销权 ?赠与理由不存在时 ,赠与人能否行使撤销权 ?赠与合同的撤销与赠与合同的解除是否为同一问题 ?赠与合同被撤销后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 ?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