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为主导的宋代民族社会控制研究

两宋时期，民族分布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宋中央政府根据时势之变迁，以法律为主导，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实现了对民族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其中包括蕃法调控和汉法调控两个体系，对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促进民族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

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即初步创制了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这一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两朝间一定时期内的友好和平关系,而且为辽宋两朝的不断交往和加深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辽宋两朝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确立了和平相处、对等交往的模式。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在金灭亡辽朝期间，宋与金结盟，夏与辽关系亲密，宋夏双方均试图借辽金的力量来攻击对方，宋夏处在交战的敌对状态。辽被金灭亡后，宋与西夏的关系发展随着金与宋夏的关系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炎以后，宋夏疆界为金、伪齐阻隔，宋夏间已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对付共同的强大对手金朝，成为南宋与西夏相互发生某些联系的主要因素。至建炎三年，西夏不再向宋称臣，宋帝亦不再直接向西夏颁赐诏书，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也就此中止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

北宋、辽、西夏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鼎立时期。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或战或和,既相互利用,又互相对立。虽然宋与辽、宋与夏、辽与夏三组关系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这一时期矛盾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北宋。辽与西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与北宋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进而形成了联合抗宋的局面。其中,辽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不仅直接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在夏、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夏、宋关系是北宋、辽、西夏三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它对宋、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辽统治者十分注意夏、宋关系的     

略论西京大同在辽宋贸易中的地位

在辽宋对峙的历史过程中，双方间和平贸易的经济文化往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辽宋贸易大体上可划分为官府设置的榷场与私人贸易两种形式。双方间物品的交换极为丰富，种类繁多。从辽朝方面而言，由于西京大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重视商业发展的经济特征和南北对峙所赋予云朔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得西京大同成为辽宋贸易的重要场所；这既满足了南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对加速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产生了重大作用。     

金代文化的渊源

金代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女真、渤海、契丹等北方民族的文化,由中原、燕云、东北及西北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金代文化丰富多彩,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带有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金文化有别于辽朝,也不同于两宋。金文化具有突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文华斑斓,灿然可观。金文化能够超越渤海与契丹,实现后来居上,一是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吸收中原文化。二是充分利用渤海与契丹的成功经验发展自己;三是在灭辽克宋过程中,重视和网罗一切有用人才,"借才异代",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起点向前发展;四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南宋学习。     

论张洎的外交思想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其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论宋朝过分重用、依赖文官的危害

宋朝是一个在政治上特别重用、依赖文官士大夫的朝代,但这是对五代历史过度的矫枉过正。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其危害。除了指出造成对外懦弱、外战外行等人们熟知的恶果外,首次从治官的角度论述了文牍主义和繁琐作风对政治生活的侵蚀,容易粉饰太平苟且偷安,推动了权相政治迭出,治官活动与外交活动严重错位等。     

宋文帝遣使与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遣使频繁,其遣使类别因遣使目的不同可分为遣使巡行、遣使赈灾、遣使案狱、遣使慰问和遣使交聘。宋文帝也正是通过遣使从而了解了国情、澄清了吏治、赈恤了灾荒、稳定了社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外交,最终促成了盛名于史的元嘉之治。     

试论宋代牙人在蕃汉贸易中的作用

北宋初期，为应付对辽、金、夏战争的需要，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招募牙人，监督商人。熙宁以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在全国各地设置市易司，召雇牙吏，监理商务。牙人集侩、吏、商职能于一身，出入蕃部，招徕商人，参与公私交易，坐收渔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

熙宁战争是宋朝主动策划的意欲统一交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引发,既来自王安石和宋神宗统一交趾的计划,也受到宋初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它以宋朝的失败而结束,原因在于宋朝的战术失误、将帅不和及粮草不继等,也暴露了宋朝军事制度的痼疾。熙宁战争使宋朝放弃了宋初以来的统一交趾的战略目标,转而实行以经济贸易为主的政策;也改变了宋朝联合占城,抑制交趾的三国关系格局,占城转而疏离宋朝,臣服于交趾。     

绍兴五年南宋朝廷“渐图恢复”下的对金态度

绍兴四年十二月,南宋朝廷挫败了伪齐与金人的联兵入侵,扭转了自建炎以来被动奔避的局面。"大作规模措置","渐图恢复"成为了南宋朝廷在绍兴五年的根本任务,朝臣们以此为主题,围绕着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乘衅待时、和战相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