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酣战之时,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重大分裂。蒋介石因此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抽调五至七个主力师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和失败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产生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试论“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

1933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事变,改元换旗,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然而,这个政权仅存在50多天就失败了。原因何在?近年来不少党史、现代史讲义和有关学术论文,多从两方面论证其原因。一是由于被教条主义者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因而对新政权采取了“左”倾关门     

“生产人民党”探析

"生产人民党"是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不到两个月的小政党,它的主要组成力量是领导"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陈铭枢、李济深,第三党等.文章从"生产人民党"产生的原因、性质和解散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淞沪抗战前的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由孙中山亲手创建之粤军第一师的一部发展而来,正式成立于1930年8月17日。该军原本是坚决拥蒋反共的,然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起痛击日寇,大振民族精神;1933年,十九路军更发动了抗日、反蒋、联共的“福建事变”,举国震动。这种转变看似突然,但却有其量的发展过程。本文拟就淞沪抗战前十九路军的历史进行探讨,并试分析其转变之根源。     

李振同、黄仲岳和宁都起义

一九三一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危机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违背蒋介石的意志,放弃反共内战,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剿共”前线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了红     

浅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变化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经历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在事变之初 ,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 ,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在 12月 14日端纳飞抵西安 ,向蒋转交宋美龄的亲笔信后 ,蒋介石的态度有所缓和 ,并表示“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然而 ,当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后 ,先是在洛阳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对张、杨的训词》 ,后又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等。蒋介石这些背信弃义的言行 ,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蒋介石这一反动本性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情绪波动与最终决策

皖南事变前后，在决定如何反击顽固势力的压迫时，毛泽东有三次较大情绪波动，第一次拟发表“炸弹宣言”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二次是在皖南新四军北移时，曾提出拖延战术，第三次在皖南事变后，准备对国民党进行全面大反攻。在周恩来，刘少奇等提醒下，毛泽东冷静下来，审时度势，三次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关于蒋介石在“七七事变”至“八一三”之间对抗战的态度,大陆史学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 1.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在芦沟桥事变时,对抗战“犹豫不决”(《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议》上册,第218页)。 2.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希望由“和平的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50页)。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日寇占领了整个东北。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政策的结果。 1935年的“华北事变” 日本公然要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制造第二个     

宋氏兄妹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张、杨二将军和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不谋而合”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欲对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谈谈看法。众所周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曾力排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讨伐派”的重重阻难,亲赴西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姻亲,不得不为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着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

肃反锄奸,本是革命队伍内部一项正常而必要的工作。可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肃反却被用来对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它使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党内斗争的错误原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九三一年秋冬间鄂豫皖苏区所进行的“肃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主持这场“肃反”的,是当时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分会主席的张国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过一个报告,叙述了“肃反”的经过,宣称:“肃反”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他的这个报告完全歪     

“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扣押了甘肃省政符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的“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联阎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事变。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被彻底消灭,蒋介石控制了甘肃达十六年之久。可以说此次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舞     

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国民党地方系部队广大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同仇敌忾,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本文仅就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及其作用和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淞沪会战,是一场以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力,地方系部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参加这次会战的各路地方系部队,主要是南方（含西南诸省）的地方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部分地方军事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上层将领及国民党要员其爱国心有所萌发,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中,一方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不愿因内战而放弃抗日,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抗日行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及他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坚决要求抗日。他致力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北方的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将领自“九·一八”以后,也揭起了抗敌旗帜,主动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南方,1932年1月28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在上海率部抗战。接着,又联合广东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     

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密切关系，其中美国单方面援助蒋介石在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由此推论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起初，美国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曾经不加干预，但是当皖南事变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危及到它的战略计划和远东政策时，它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就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予以制止。美国单方面授蒋促成内战爆发和美国反对内战的矛盾，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及其转变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上海事变,国民党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这个政策,在华北事变后开始发生若干变化,西安事变宣告破产,“七七”事变时,仍然举棋不定,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才被迫抗战。本文就“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转变的原因,以及它转变的作用和意义,试作初步探讨,请教于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