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的历史认识论

范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对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反思与总结 ,提出“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历史著作中文与意的关系问题 ,第一次直接强调了史识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揭示了恰当的文辞表达的必要性。范晔揭示了历史见解与语言表达的对立统一关系 ,提出了自己的撰史原则。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考察 ,范晔这一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史家修养和史学反思

<正> (一) 注重史家修养,是历代著名史家相当关切的一个问题。他们把史家自身修养的好坏视为能否认识客观历史的关键,因而在他们史学反思工作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史家修养的反思,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反思。刘知几相当重视史家主体意识的培养问题,他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便体     

漫评史论结合

史家治史,从来就有一个史论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结果发展成为“以论代史”,历史变成了没有实在内容的空谈。空谈毕竟不是历史,于是出现“论从史出”的主张。最后,一场动乱把“左倾”思想推向顶峰,不但“史”被扫荡净尽,“论”也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史学被中断了十年。如     

对编纂史学史著作的几点建议

近几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史学史热潮。自一九八○年三月以来,至少已有四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填补了建国后三十年史学史著作的空白局面。拜读几部之后,欣喜之余,又觉似乎有点缺憾,冒昧写出,希望能起点参考作用。一、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相对而言,比通史、断代史和政治、经济等专史的学术意味浓一些,发展规律较独特些。因而有的史学史著作往往流于就史学论史学,孤立地从学术上研究史家特点、史著得失、修史方法及制度等问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

两宋时期,一些史家开始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偏重罗列事实和天命迷信观中解脱出来,历史写作日益富于解说性和哲理意味.北宋史家范祖禹史学思想颇具特色,其义理化的史学风格突出反映了两宋史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本文试以<唐鉴>析论之.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经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相对于以前各朝，这一时期，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剧增，“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