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军与北援军的通信问题

太平天国北伐军与北援军的通信问题李惠民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北伐太平军在天津受挫后，被困于直隶。天京于１８５４年２月派出了以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为首的援军北上解救。北伐军与北援军能否顺利会合重返天京。一个重要前提是冲破清军封锁，沟通双方信息，进而取...     

太平军北伐的主将应是李开芳

<正> 太平军北伐的主将是林凤祥还是李开芳?目前史学界颇有争论。有的说是李,有的说是林。二说各有所据,争持不下。原因之一,为李、林二人名次先后的排列,史料记载不一。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金陵杂记》、《畿辅平贼纪略》等书,将李排在林前,《畿辅平贼纪略》载: “初,粤匪洪秀泉、杨秀清等窜居江宁,连陷镇江、扬州,乃遣伪丞相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等渡江,自浦口窜扰皖豫两省。”(《太平天国资料》第67页)相反,咸丰朝《东华续录》、《戴经堂日钞》等则将林放在李前。《戴经堂日钞》云:     

《辨朱锡锟行迹》驳议

太平军将领朱锡锟在北伐时期的行迹是个历史之谜,1983年我在《史学月刊》第6期上发表了《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锟行迹考》曾试解之.张穷对此提出异议,在《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上撰写的《辨朱锡锟行迹》一文中以为朱锡锟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伐队伍中,“是在坚守阜城和连镇的战斗中牺牲的,时间是1854年3月至1855年1月”.细读之,觉得张文所述观点难以成立,故提出来,与之商榷.     

关于林凤翔籍贯的调查报告

由于太平天国没有记述林凤翔的籍贯,在发现的诸王自述中,也没有说林凤翔是什么地方人,致使史家仅能根据有关的史料、调查,作出种种的推论。自故宫明清档案部秦国经同志发表《从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北伐史料看林风祥的籍贯、身世及履历》,公布了《林凤祥供词》,明确了林凤祥是“广西桂平县人,在本县新村居住”。为了有助于史学界的研究,现将收集、调查得到的资料整理汇报于下:     

论太平天国北伐通讯失误的原因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通讯失误忧是其中之一。北伐通讯的失误,不仅使天京与北伐军、北伐军与北援军之间断绝了联系,而且由于北伐军的信函情报屡被清军截获,给整个北伐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的被动,曾国藩的情报官张德坚曾说,清军所获“伪谕不可胜计”。确实如此,再也没有比他的《贼情汇纂》中收集的太平天国文书更能说明问题了,以致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都不得不去参考。尤其令人唯以至信的是,太平军在黄河以北的任何方式的通讯联系几乎全部遭到清军的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吉文元官职订误

关于吉文元与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时的官职,在太平天国史论著中有二种说法。牟安世《太平天国》及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等书中,都认为吉文元是春官正丞相,而《太平天国兴亡史》等书中,却说是春官副丞相。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吗?

<正> 《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发表邹身城同志《太平军北伐主帅辨疑》(以下简称《辨疑》)一文认为,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而不是林凤祥。理由之一是“李开芳参军后大部分时间职位都比林凤祥高”,并引《李秀成供词》为证。理由之二是说“在北伐途次,由于屡战屡胜而加封侯爵……依旧看出定胡候李开芳是最高统帅。”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辨疑》所用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所证事实与此相反。其次,《李秀成供词》之所以把李开芳排在林凤祥之前,列为首位,根据的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追封北伐牺牲功臣,     

关于李开芳“投降”问题的商榷

<正> 过去对李开芳一致认为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近来有人说他"在最后关头,主动去投降清军",是叛徒.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第一,从李开芳被围、被俘到被杀的表现看,其出降是迫不得己,不是真降.咸丰三(1853)年十月,李开芳与林凤祥率领北伐军孤军深入打到天津,由于粮草不济,衣药缺乏,加上时值严寒,地处平原等不利条件,在清军强大攻击下,被迫南撤.咸丰四(1854)年三月,退到东光县连镇待援,四月商定分兵:林凤祥率主力据守连镇,李开芳率六百余骑南下迎接援军.李接受任务后,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出重围,一昼夜飞     

太平天国史研究走出“低谷”的一把金钥匙——读钟文典先生的《太平天国开国史》

钟文典先生著《太平天国开国史》,是《太平天国史从书》的一种。它的出版,是太平天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时候,或者如某些同志所说的,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处于“低谷”的时候,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出于对祖先的光荣斗争历史的尊重,为了繁荣学术研究,不借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太平天国史丛书》的出版。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不禁为之感动和欢欣鼓舞!处于“低谷”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其出路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史研究要走出“低谷”,其出路正如《太平天国史从书》序言中所说的:我们的研究要“全一点,     

张献忠牺牲的地点

明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于何处,史书各说不一:《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于四川;《明季北略》却说是被他的义子孙可望毒死的,也有说是在成都中炮或咽喉中箭而死;更多的史书则说是在抗清战争中牺牲的。到底张献忠死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疑案。现就个人查考所得,提出一点浅见供同志们参考。《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说,张献忠是在“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的抗清战斗中,中箭牺牲的。与《绥寇纪略》说法大体相同的还有《怀陵流寇始终录》、《寄     

是“低昂远判”,而不是“低昂遂判”

洪仁玕《戒浮文巧言谕》,扬州师院中文系编的《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等一些新版的资料书都这么录道:“推其原故,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甚至舞文弄墨,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其中“低昂遂判”,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却作“低昂远判”。我们认为:该作“远判”。查《戒浮文巧言谕》收在《钦定军次实录》卷内最后一篇,原刻本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新刻的,1957年在江苏常熟发现,今藏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原刻本也作“低昂远判”。其实,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从而提出一些新看法;二,过去较为薄弱的专题有所加强,如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文不拟对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情况作全面概述,仅就这些新的情况略作介绍。新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在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整理。这些新材料包括文字、实物和口碑几种类型。在文字资料方面。1980年发现的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史料,其中有林凤祥、李开芳、黄峰及其他北伐军将士的供词;洪秀全、杨秀清、罗亚贵等人联名给北京城内刘氏兄弟的书信;以及林凤祥、李开芳等人被俘押解北京的奏摺等。其内容丰富,对研究太平天国北伐、评价北伐军主要领导人功过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物》1980年第2期)1981年发现的太平天国诰谕三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维约军纪、执法如山和公举乡官、巩固基层政权的情况,这对研究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颇有新意的一本书——介绍沈嘉荣同志的新著《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

省历史学会付秘书长沈嘉荣同志的《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一书,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进了沈嘉荣同志近二十万字的论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文章十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作了剖析:他认为无论从其政治及其经济制度来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理由是:“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之前,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非封建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是没有实现的     

论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胡绳在谈如何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时说:“我们不但要研究太平天国,而且要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这确实是中鹄之论。受此启发,笔者感到,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尚缺乏综合研究,值得认真探析。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不是因偶发事件一哄而起,而是经历了多年的组织准备;它的发动者和领导人不是落草为“寇”的草莽英雄,而是诵读经史,曾梦昧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无独有     

太平天国对于商业的态度和后期太平軍人經商是否公营的問題

太平天国在前期会有全般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包括不许自由经营工商业的企图。佚名《金陵被难记》说太平天国颁布过“百姓条例”,其内容为“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养生。……店铺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何时发布,未见记载。《金陵被难记》和上元锋镝余生《金陵述略》都说当太平天国初克天京传集民众听讲道理时已宣布此项政策。又都说“百姓条例”是当时太平天国所刊发的各种“书诏文告”之一,所以可能在未克天京前已经刊行。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有“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左传》“公子士洩”新考

清代学者李惇、俞正燮及近代章炳麟、杨伯峻等先生均主张《左传》僖公二十年“公子士洩堵寇”、二十四年“公子士洩堵俞弥”于“洩堵寇”、“洩堵俞弥”断句。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有关“堵之俞弥”的表述,为《左传》应在“公子士洩”断句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公子士洩”系郑国公族,与宣公三年作为郑文公之子的“公子士”并非一人。《左传》及相关著作如《史记》等书的点校失误当据此订正。     

日藏稀见本《靖台实录》文献价值考

发生于1721年的朱一贵事件是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一次台湾民众反叛活动，虽很快被平定，但使得清廷对台政策有了很大转变，全面加强了对台湾的军政管理。这次民众起事被平定后不久，厦门民间士人黄耀炯依据所见所闻撰成第一本记载此事件的单行史书《靖台实录》，而被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正是受到此书启发而作成《平台纪略》，后被编入《四库全书》，历来被作为研究朱一贵事件的重要史料。其后，《靖台实录》在中国大陆失传，直到近几年方在日本被“重新发现”，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对比上述两书，可知在对事件的记录上两书各有特色，尤其对平台功臣的评价上大不相同，借此可探知蓝鼎元为堂兄蓝廷珍争功的深层写作动机，或能对《平台纪略》部分史实有所修正。朱一贵事件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反响强烈，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戏曲，而《靖台实录》一书在传入日本后为之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材料，传抄甚广。小说家上坂兼胜更是在其基础上翻译改编为《通俗台湾军谈》，将朱一贵讴歌为像郑成功一样的“反清复明”英雄人物，其中所流露出的日本崇明鄙清的“华夷”心态颇值得深思。     

关于“寇犯阙里”问题的商榷

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