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密疏有快捷、不经内阁票拟、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高度保密等特点。由于它在明代没有正式公开的地位,因此它的传递和进呈与普通题奏本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保证密疏能否快捷、保密、直达御前的关键。它有四种上呈渠道,即通过通政司转呈,会极门直呈,个人利用觐见皇帝时直呈,以及从宫门门隙转递等四种方式。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读《明代密疏研究》

王剑先生的新著《明代密疏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收录)。这部30余万字的大作,以明代政治史为宏大背景,用翔实的资料,全新的视角,公允的立场,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明代密疏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明代政治史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必将推动清代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全书由绪论、正文、结论组成,共七章。著名明史学家商传先生特为该书作序。笔者拜读后,认为该书学术贡献与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一个全新的具有开创性的选题笔者长期致力于明清史的研究,毋庸讳言,我对该选题是知之甚少。…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     

明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宗室发展分为汉晋、唐宋、明清三个阶段，在宗室文化发展的阶梯中，汉晋是开创阶段，唐宋是发展阶段，而明清则是高潮阶段‘明代宗室文化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承传了前代文化发展的丰富遗产，以之进行再创造；另一方面又为其后清代宗室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主要成就、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一、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明初，明太祖为巩固统治，“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岁操军马，造作军器。”①使藩王置护兵，手握兵权，分镇险要，节制公侯，建立了“宗室典兵”制度。然而，这些…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

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明代军事活动由于其内在较强的流动性,在关羽信仰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对关羽信仰的传播,特别是对边疆、沿海等关羽信仰薄弱地区的传播,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而为清代关羽标准化的国家崇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明初宗教政策的创制及其背景分析

明代,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制定了宗教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佛教道教的保护和扶持;第二,对佛道的限制和控制;第三,对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的严行禁止。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主要以明初的基本国情、宗教界的状况和统治者独特的宗教体验等为依据,奠定了有明一代的基本宗教国策,当时对安抚民心、稳定明初封建统治和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格鲁派高僧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个案研究——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例

明代是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初,宗喀巴严明戒律,整顿藏传佛教界修行弊端,创立格鲁派教义体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他在内地传法十年,促进了藏汉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强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团结。他们为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代妇女地位低下原因初探

明代妇女地位与前代相比,尤为低下。尽管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对妇女约束有所放松,妇女改嫁也能为习俗接受,妇女地位有所回升。但仅仅是微弱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整个明代妇女地位低下的本质。而明代妇女地位低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浅论建安散文的艺术特点

<正>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建安散文与建安时期的诗歌、辞赋一样,闪耀着奇光异彩.建安散文主要是一些章、表、书、檄、奏、疏之类的文体,它们虽然还不是纯文学性质的散文,但是,这些文体中却比前代具有了更为浓厚的文学性,它们和同时期的诗歌、辞赋一样鲜明地体现着建安时期"文的自觉"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就建安散文艺术方面的特点谈些粗浅的看法.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明代民事法律客体述论

民事法律客体是衡量民事法律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事法律客体较之前代,其范围更为广泛,其规定更为具体。物是民事活动中最为普遍的对象,劳务成为重要的民事客体,官职爵位是民事的特殊客体。明代民事法律客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法制的状况和特点     

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虽然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为大明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