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现代村规民约研究

通过对五个性质不同的村庄考察,探讨我国现阶段村规民约的运行基础和实际效力,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村规民约在村庄整合中作用的认识。研究认为,现阶段村规民约主要是对村庄具体公共事务和村民权利及需要的约定,在不同性质的村庄中,村规民约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依托强大的集体经济资源和个人权威的村规民约,能够成为农村社区重要而颇具效能的地方性行为规范。村规民约在农村社区自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村规民约为农村社区共同体自我整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可能性。村规民约的更高层面的功能是,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乡村生活的实际语境、符合乡村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乡村文化,成为乡村内在的精神元素,体现其弥足珍贵的价值,这样乡村文化才能够不被城市强势文化所吞噬。     

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在历史和当今都起着重要的"法"的调控功能,是我国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考察我国村规民约的演变、现代特征及现实作用,结合民间法理论和村民自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对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制定程序、执行程序、审查监督、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桂林石刻文献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制及其保护机制刍论

石刻文献是我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记录地方历史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桂林有关生态环境的石刻文献表明,桂林生态环境系统保护规制包含了村社农耕环境“议禁”、风景林“禁约”、官山“防护”、公山“禁伐”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等内容;而基于其上内容在石刻文献中呈现出了石刻教育传导、官府制度及其调处压力、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村民自治、纠纷预防与协商解决机制以及官民互济的联动治理等明显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这些保护规制及机制在桂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并且形成了持续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传统,在其长期保持“山水甲天下”的殊荣中作用突出,也于当今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实践参考价值。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苗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协调路径探析

苗族村规民约是对苗族习惯法的现代传承,对维持苗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苗族村规民约无论在民事、刑事还是处罚方式上都与国家制定法存在较大冲突,为了能够充分、合理地发挥苗族村规民约的功能,必须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调整范围,适当对村规民约做出规定;在司法上,对司法机构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以适应村规民约的实施,使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得以同步发挥作用,力求创新模式,让苗族人民的利益在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保障下实现最大化保护。     

有关《物权法》所规定之"村规民约"的思考——以徽州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研究

笔者在徽州调查的过程中,在桃林村发现了该村以村规民约的方式侵犯异姓儿童财产分配权利的案件。通过对案件的解读,发现该案充分展现了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制度紧张。为了深入剖析该种制度紧张,文章对现有徽州村规民约和历史上的徽州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发现,桃林村的做法是在用村规民约的形式实施着传统法律的规定。因此,所谓的制度紧张,在深层次上是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紧张,而且正是这种紧张塑造了现有村规民约的演进方式及其内容,并最终导致了桃林村违法村规民约的出台。     

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

本文以先秦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为轴心来论证古代城市文化的形成原因,以《诗经》为材料阐述古代城市文化的精神历程和时代特征,解说了古代城市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指出了先秦之际,在个体与群体,自然与社会的杂揉中,形成古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一条线索。     

村规民约略论

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分析,指出村规民约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发展都与社会当时的具体环境,特别是政治需要及权力运行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乡村社会“小共同体”“私的法律秩序”,村规民约与国家“公的法律秩序”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提出为保证中国法制统一,学界不应过高渲染村规民约的功能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伦理价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和意义是主要的。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试述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的发生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为创造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     

广灵古戏台考述三则

广灵县境内戏台林立,现存古戏台有62座之多。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作疃乡龙神庙戏台、南蕉山村龙神庙戏台和井农村观音庙戏台三座具有代表性的清代戏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我们看到,戏台文化不仅是对广灵戏剧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折射,更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古代抚州书院发展探析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它肇始于唐代。抚州创建最早的书院可追溯到唐天祜年间创建的湖山书院。自唐代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建各类书院近160所，这其中不乏全国著名书院。古代抚州书院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名师多、影响大、成效高的特点。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位居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它为古代抚州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更加凸显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关键。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保护路径选择缺乏科学性两大方面。通过法律途径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所有保护途径中的最佳选择。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应当根据其自身具体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多种保护手段所提供的全方位综合保护,选择最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

完整的20世纪北京现代文化发展历史,应该把晚清十年新政和民国历史与共和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梳理北京文化的整体特点.清末至民国初年、远至1936年,北京文化在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巨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性转变,直接影响20世纪的北京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从1900年代开始的;1949年10月接续的北京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并非1900年之前的晚清宫廷文化,而是崭新社会政治内容（民主共和政治基础）、思想内涵（爱国、民主、进步、科学）、具有现代形态（新文化形式）和生活实践（趋向西方生活方式）的北京文化,正是这一现代形态成为连接新中国与封建专制文化的桥梁.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清末民初蒙边地区（今吉林西部）移民概况述略

吉林西部蒙边地区至清朝末年一直是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农业开发的历史较短,清末民初,在边疆危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把移民事业放在重要地位,促使大量农业和商业移民流向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和西部蒙边草原地带。移民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土地开发,促进了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清律对明律的继承和发展

《大清律例》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无论从制定过程、体例结构和内容等方面均继承了《大明律》,并有所发展;尤其是在继承明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随时进行损益,对维护清朝两百多年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清律对明律成功的继承和发展,对今天继承传统法律、移植西方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     

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