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统战文化研究的崭新视角--读韩隆福教授的新著《中和统战文化研究》

韩隆福教授是一位勤奋多产的学者,这几年他的论著一本一本地不断推出,且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在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尤其是他的统战文化研究,更是值得一提。作为常德市的政协常委,早在2000年他就承担了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立项的“知识分子与统战文化研究”课题,出版了《古代知识分子与统战文化研究》和《近现代知识分子与统战文化研究》两本厚厚的专著。在这两本专     

从哈金的《战争垃圾》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美国华裔流散作家哈金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多次获得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奖项.2005年哈金凭借其<战争垃圾>再次获得海明威笔会作品奖.在这部作品中,哈金塑造了俞元这一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阐扬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应积极地介入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知识分子应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向权贵说真话;知识分子应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思想的启蒙者.俞元这一形象,在当今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持世救偏”——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使命

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快速推进,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遇到了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如何正视这一危机、应对这一挑战,这是知识分子当下一个紧迫的课题。从中国传统的“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看,“持世救偏”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当前,知识分子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着力点应在五个方面。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五四”与当代——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于今已七十周年。在二十世纪社会文明的发展节奏中,七十年时间不能算“弹指一挥间”了,无论是个人还是一种文化现象,经过七十个春秋暑寒的磨难都难免会变得老迈。可唯有五四新文化却依然发出生气勃勃的魅力,并始终指导和制约着当代学术的基本走向。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最初的启蒙对象是一批刚刚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的教育体制,新文化依着它的思想原则和求知方式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一位著名作家的自白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性质。尽管这期间发生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和一场国家内乱,扰乱甚至改变了新文化的进程,但未能真正地突破它的文化体系。即便是它的对立物,也只能来自它内部的某一翼文化宗派,一旦对立物被消除,中国文化的走向必然地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五四新文化依然是当代学术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等方面的源泉。     

传统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再读《四世同堂》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既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及性格特征。《四世同堂》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众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边缘人的流亡——奈保尔的文化身份追寻

奈保尔是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移民作家。移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追寻和文化认同一直是奈保尔作品中探讨的主题。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是寻求身份的一生,也是知识分子不同心理阶段的一个体现:对自己贫瘠故乡的否定,追求身份的流亡,模仿,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

16世纪开始的西风东渐对中日两国影响极大,在同样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东侵,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之初,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无可避免地要做出必然反应。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与科学之始,既不一概排拒,也非全盘接纳。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排拒西方文化与科学;二是说接纳西方文化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广泛接受。日本知识分子呈现出两个特色,一是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常以汉文化作为衡量西方文化的尺度;二是对西方文化充满好奇,主动积极进行钻研与吸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吸纳西学未能持续,日本知识分子吸收西学几无间断。     

狄楚卿文学理论研究

狄楚卿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在近代新闻出版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一位在许多领域具有开拓性质的文化人物.狄楚卿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理论上;诗歌、诗话作品是其创作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对研究晚清文坛具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科学、民主精神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转型

近代文化的转型有赖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而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科学、民主知识的输入与科学、民主精神的培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科学精神是伴随科学知识谱系的产生与传播而在具有一定科学知识水平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明素养及人格气质。民主精神的产生源于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精神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主要内涵,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真正具有全球化视野与＂现代性＂品质的文化群体。     

毛泽东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毛泽东主张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下决心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但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消极传统;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和鄙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认知西方,是摆在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欧洲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之中追求一种精英和全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由于跨文化交际、体制化的生存焦虑等种种原因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使其在传统上所担负的价值传承与建构的使命大打折扣,也使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对能力和批判能力。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从后殖民主义视野解读V·S·奈保尔的《抵达之谜》

奈保尔是一位通过大量作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当代英语作家。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奈保尔的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分析他作为一位“流放”的知识分子在这部小说中和现实中的文化心理,同时通过与赛义德等其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观点的比较,阐述奈保尔的文化世界观,即西方的先进文化不一定总是表现为殖民性,积极的“流放”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有利于第三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帮衬文人班昭

班昭为汉代修撰了一部正史,自然也要被写进历史的书卷。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人,举起父兄的旗帜,修炼成了一位大知识分子。作为汉代首屈一指的女知识分子,班昭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让很多女性都难以望其项背。班昭字惠班,又名姬,父亲班彪是一位著名文人,兄长班固是位历史学家,另—位兄弟班超是曾出使西域的定远侯。班昭饱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