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价值观之表现与形成原由

儒家伦理价值观其表现蕴含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主要可从儒家重义、好仁、守礼、求中诸方面说明。儒家伦理价值观以伦理原则作为评价社会人事、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 ,其形成原因可从儒家“天人合一”伦理哲学世界观中得以说明 ;其更深层根由 ,还须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中寻找 ,从根本上说 ,儒家伦理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反映 ,是在其基础上产生并服务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整体性与共生性: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

本文作者以其独创的“整体性和共生性原则”,解释了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起因、动力以及儒家道德伦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有机的整体性原则和动态的共生性原则,是所有创造性形成与转化的能量和协同作用的系统动力原则,能够解释和预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经济发展。东亚是一个非基督教地区,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新教伦理解释东亚的发展,也不能将东亚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营。文章认为,为了创造性地使用儒家思想为现代化服务,必须择其精者转化为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文章阐述了转化的过程,并从七个方面列举了“经过转化的儒家伦理因素”对于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们是推动东亚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和正确决策与行动的能力     

论东亚发展的文化主体机制

一东亚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东亚传统文化及社会功能的重新估价，这是由西方现代化转向东方模式的一种人文反思。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按照唯物主义观点，经济是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文化因素并不直接对经济、社会发生作用。文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以价值观念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从而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因此，对文化机制的考察应该与社会结构，尤其是制度结构、政治结构结合起来。东亚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是表现为东亚文化主体机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西方文化以怎…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儒家伦理"普世化"反思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儒家传统伦理与当代生活分离的现实.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所受传统熏染的情况及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有益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     

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简

抗战期间,贺麟对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富于时代性、前瞻性的构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所做的反思和重构。贺麟不仅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命题,还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做出了新评价,以建立适应时代、合乎人情的儒家新伦理。但受制于他保守的文化心态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他不能彻底否定三纲伦理并认同接受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新伦理,因而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和突破是相当有限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正>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 “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所以,古代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和借助意识形态控制社     

儒家伦理文化的结构分析与其调整机制研究

基于对儒家伦理文化逻辑结构的分析,文章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具有与法律规范同样的逻辑结构,都是以行为后果保障行为标准的实现,因而其调整机理相同。儒家先哲以社会秩序的要求为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标准,将伦理评价与人的精神性高级需要相统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解决这一冲突,将群众身边言行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人树立为理想人格供社会公众学习,从而使该伦理要求成为一种大众共享文化。其缺陷是儒家伦理规范的实施在流动、匿名、价值多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缺乏可靠性,无法为社会提供可靠的预期,法律规范的调整正好克服了这一缺陷。     

论中国传统性别差等结构的隐固性

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在向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化过程中被置换为男优女劣的性别差等,这是世界各文化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差等不是男性彻底压制女性的二元对立,而是一元格局下两性相依互动的男尊女卑,具有超强的隐固性。这种隐固性不仅在于伦理—政治的一体化,更有着深层的经济、政治根基,它既是整个文化结构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其核心特征在两性关系上的体现;父系家族所有制是这种一元格局下男尊女卑性别差等的经济基础,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非但没有触动家族内部的两性差等,反而为其提供了牢固的政治保障;而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则使这种性别差等被纳入到政治组织系统而更趋稳固,至于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社会整合模式和传统哲学的天地—阴阳—男女的本体论系统,更是把这种性别差等贯彻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次和宇宙自然的各个领域。正是经济所有制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哲学观念等各级因素的逐层包裹、叠加与固化,才使得中国性别差等结构成为一个集贯通性、隐蔽性、灵动性于一体的稳固结构系统,使国人长期受其控制而浑然不觉。剖析这一结构的内在层次是解除其魔咒的关键。     

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思考

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结构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就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等方面,同步地进到一个新的文明水准。价值观作为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客体进行某种评判的关系,构成现实中的人的一种基本的思想观念,它往往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社会、人生和自然万物以及人们实践活动的方向、目标与手段,它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审美情趣和伦理原则,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经济生活等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所以,要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就不能不探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之基本特点,并进而寻求它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这即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李翔海一近几十年来，“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垒：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一种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有人甚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把儒学看作是“封建遗毒。”这种观点可以溯源到马克斯·...     

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

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何金彝中国是世界上伦理文化最浓重的国家，其深沉的伦理文化不仅覆盖东亚，而且辐射南亚及其周边国家。这种传统伦理文化曾经是构建中国社会的基因和维系中国人感情的精神纽带。孔孟儒家制作的以“崇义抑利”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是自然经济农耕...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机构状况和人际关系特征,是一组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区别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道德基础、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三个方面.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差序格局”,突出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差序格局”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人际关系、政治领域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儒家人伦关系设计的特点与内在矛盾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的人伦结构关系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在以往的儒家伦理研究中,对五伦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特别的研究,因而很难抓住儒家伦理与中国伦理的特质。实际上,五伦关系是儒家对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关系的设计,它不仅在一个原点即个体上囊括了全部的人际关系,而且也以伦理的形式概括了血缘、伦理、政治等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在五伦设计中,寄托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人伦理想,社会政治的理想,体现了它的价值取向,同时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儒家德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的五伦,由孔子开其端,孟子等提出并详细论证,日后便成为儒家伦理乃至整     

己身与天下:公共精神的生成基础

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以家族伦理为模板建立社会治理方案。这种伦理政治模式的实质是一种己/人结构,即以个人为中心推出社会基本结构。己/人结构的自我主义,建构了个人即终极的生活世界,是造成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主体互相指涉,需要彼此平等的个人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培育现代法治精神,必然要求把自我中心的己/人结构转换为主体平等的人/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