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对于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它对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法、文化相对主义论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身份·参与·书写——家乡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困惑

以"异文化"研究为圭皋的人类学研究者在从事对家乡的研究时往往遭遇质疑,其核心焦点在于研究者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参与程度的多少对于研究进程的影响以及民族志文本书写时所代表的"主体性".针对这些质疑和困惑,笔者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阐述,试图加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公安田野调查: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一次交叉尝试——兼对田野工作在公安学相关领域应用的初步探讨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通过长时段、深入性地观察与访谈,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为抽象新概念和建构新理论做准备.在公安学相关领域中,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可以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实践,从多个维度考察公安机关运作逻辑及公安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尽量完整地呈现公安工作实践的真实过程.公安学相关研究主题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既有助于激活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又有利于提升公安学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我们提出并讨论了人类学与公安学进行学科交叉、可能性及重要意义.公安学与人类学进行学科交叉是一个有待公安学学界同仁开发与拓展的新学科交叉领域.未来的研究议题需着重关注公安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研究主题.     

魂山寄忆——藏区神山民族志影片摄制过程中的地境情感、生态审美及心境张力

本文以田野叙事来研讨一部民族志电影制作的失败原因,其侧重点是置影片于青海省果洛州阿尼玛卿神山的前期拍摄过程,用意是在于凸显民族志田野元素和结构的复杂性,从而在人类学对表征问题的研讨语境下提出影像和文本应该是平行的、共存的.通过对拍摄过程的反思,强调民族志无论是由文字撰写还是用影像设备勾画而成都是一类多维度的文本(multi-scape text),其中心论点是民族志电影或文本是一张地境(landscape)与心境(mindscape)相连的情感地形图.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谢林轩《越南人类学田野笔记》出版

近年来,海外民族志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学人"走出"国门,从本国需要出发,对海外民族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自觉以世界眼光和社会科学视角,试图展示和剖析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其中的过程无疑是困难重重的。谢林轩著《越南人类学田野笔记》即     

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未完成的实验

艺术人类学等多样化的实验民族志丰富了中国的写文化思潮的表现形式,反思性主体作为变量加入到田野关系中,加剧了对民族志权威的破坏作用,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然而写文化思潮之于中国人类学跨文化互动实践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反而表现出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相互区隔,边界通过民族志权威退居幕后的方式再生产出来。其结果是失去了在合作维度上的实验民族志创造。     

作为民族志的个人叙述——从一位昆人妇女的生活史谈起

从<尼萨>这部民族志出发,本文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真实性、代表性、田野伦理和口述史资料整理等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从民族志撰写角度重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经典民族志的开山之作,本文基于对该书的阅读,就田野工作成果科学化、长期参与观察田野研究和科学数据处理这三项民族志写作指导原则展开讨论,涉及对参与和观察间张力的处理、参与观察民族志表述与伦理挑战、民族志撰写的主体间性等问题,并就反思后的反思提出己见。     

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