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基于广西田林县福祥村的田野考察

文章以广西田林县福祥村黄氏宗族为例，从族谱、祖茔和宗祠的壮族祖先叙事中，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分。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互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场域和展开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型塑着壮族祖先叙事。在当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背景下，对包含祖先叙事在内的民族文化加以合理引导和传承发扬，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开展的重要路径。     

封面学者:鲁可荣教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在村域层面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研究村域变迁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近年来学术界日益关注村域转型与发展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即是一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取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西部民族地区草原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一个“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基于S省H村的田野调查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草原环境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要素。通过对S省H村的田野调查,引入“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立足于制度与生活互动的研究视角,对H村破解草原治理难题的深层逻辑进行考察。研究表明,政府与牧民社会的有效互动激活了牧民参与草原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草原环境治理取得丰富成果的关键。具体而言,政府不断增强政策性资源供给,通过加大资金供给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利用宣传工具造势,建构出浓厚的草原环境治理氛围;村集体组织则承接和传递政府各类资源,采取重塑村社公共精神和重构地方性非正式规定等柔性治理手段,唤醒了牧民对村社集体的信任与认同,实现了村社共同体的再造。在上述草原环境治理实践中,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持续互动,促使牧民认识到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性,看到了解决草原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于是,牧民开始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约资源的准则,因而完成了草原治理中“无动于衷”到“被迫参与”再到“生态自觉”的重大转变“。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的引入,拓展了草原环境治理的研究视角,增进和深化了对草原环境...     

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

在民族学研究中,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在宗族观念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汉族对宗族血亲关系高度重视,而某些少数民族对此却相对轻视.土家族是将已故地域性领袖土王当做共同的族祖神进行供奉与崇拜,彝族则是将图腾植物当做祖先进行供奉与崇拜.宗族的这些民族性特征在村民自治中或表现为对地缘政治领袖群体的认同,或表现为对村民自治权力竞争的集体无意识.     

社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本文介绍了杜赞奇基于中国华北的历史资料所做的权力研究,并梳理了对杜赞奇研究的评论,最后延伸展开了关于宗族和权力的讨论,涉及到宗族的形成、作用及其研究的发展,即宗族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实体权力而存在,宗族还是作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关系而存在的.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文章简要梳理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认为需要从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理论高度助力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从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心理学视角来阐释国家治理背景下的西藏发展和民族交往,提出历史教育和"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量,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路径。     

文化视野中的水族经济行为

行为或经济活动依赖于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下,水族的小农文化特质综合体、宗族文化特质综合体、水书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形成。这些文化综合体又作为水族人的生活方式渗透于水族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引导、约束、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形成了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与多种生产并存的生计选择;注重宗族体系和社会关系;分配的平均化倾向与社会夷平机制;强调制度规范的遵守和对行为约束;平衡、转化、不走极端的行为倾向等经济行为特征。     

汉与非汉视域的宗族、家族研究阈径——兼论氏族、世系群、家族村落系亲缘而非血缘集团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家族研究与评述基础上,关注了非汉视域的大家族及其研究,以史学、民族学与汉人类学三维度,分析汉与非汉宗族家族研究及其分支阈径,主要为:中国史学本体与人类学本体的历史人类学之家族宗族研究;西欧汉学与西欧汉学脉络的汉人类学宗族研究;中东欧民族学与历史民族学脉络的非汉族体大家族研究。     

口述史视域下的三线建设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回溯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从多个方面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政治层面,通过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经济层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快速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平等交往和交流,增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文化层面,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教育层面,平等、优惠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内容同质化等,培育了青少年一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和持续铸牢。在口述史视域之下,通过西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讲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化历程,挖掘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大芦村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

广西大芦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个性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从明朝迁徙建村以来的所形成积累下来包括山东劳氏家族宗族文化、楹联文化、古建筑(群)、景观设计理念中的文化构建等。本研究从历史文化资源管理和合理使用出发,对大芦村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制定了历史文化保护性发展规划,并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发展科学规划实施保障的有效措施,这既是对历史文化名村的遗产保护,又可以为古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富宁蓝靛瑶丧葬仪式及村落共同体维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由人口外流引起的村落共同体凋敝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村落渐渐变成“空心村”“留守村”,但也有一些民族村落依然保留着较好的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关系,这些村落的民族文化及礼仪习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通过传统特色民族文化方式一直维持了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富宁安兰村蓝靛瑶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民间传统丧葬仪式具有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以及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功能,其蕴含的家先观念同样也阐释了关于神圣与世俗两个境界的情景交融互动及村落共同体维系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多维度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端午龙舟赛背后的宗族色彩及新变化——2013年广州番禺端午节龙舟赛调研报告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在不同地区体现了不同特点,在广州番禺区体现的宗族色彩尤为浓重。而随着农业文化让步于工业文化,时代的变化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变化,纪念传统节日,有助于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值得我们深刻关注的。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文化嵌入视角下个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文化具有民族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身份建构和归属,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远根本,文化嵌入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个体文化嵌入通过与文化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等文化核心要素接触,实现个体的文化认同。它不仅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还要与文化濡化和文化适应的经验相结合。增强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通过文化嵌入的外显和内隐路径。外显路径始于文化实践,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拓展文化内涵,扩大文化接触域,推进文化实践日常化,统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形成发展合力;内隐路径始于建构文化信仰和塑造文化价值观,通过提升文化认知,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信仰,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文化认同。     

苏联两种语言并用和民族接近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扩大研究苏联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过程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提出来了。从苏联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形成及其作用来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这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是多民族的,但它的特征却是社会政治的一致、共同的领土、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相同的精神面貌、一切大小民族统一的苏维埃生活方式。研究这个共同体的特性,揭示其历史发展中的民族关系,是苏维埃民族学的一个重要任务。苏联多民族社会的历史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这一革命保证了我国各民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共命运性的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与文化发展意涵,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与实践方向,对于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