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家庭责任与慢性病人的道德生活--基于一个侗寨的调查

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慢性病带来患者人生进程的破坏,他们只能带病生存。基于一个侗寨的调查,本文认为虽然慢性病带给患者及其家人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人们不仅要生存,还要努力在地方道德世界中过有道德的生活。患者尝试与疾病共处,寻求患病状态下的生活方式,继续保持着与公共生活的联系。慢性病人并没有因为疾病而放弃家庭的角色,继续力所能及地承担家庭的事务。在照护和被照护之间,患者和家人一道体验到各种无奈和痛苦,但也经历着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的不断深化。即使面对严重的病痛,有道德的生活也意味着患者要坚强地活着,这不仅缘于生命的宝贵价值,也来自不正常死亡(尤其是自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负面效应。     

回归自然 寻求自我包容兼爱——莫里森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索

莫里森在作品中始终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本文剖析了莫里森作品中关于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回归纯真的传统文化和朴素的自然生活的必要性.同时,对莫里森作品中对现代人应如何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在现代多元化世界中应该如何包容兼爱,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类的共存发展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莫里森作品对迷失自我、私欲膨胀的现代年轻人的教育意义.     

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

运用一个北方乡村的田野资料,从慢性病人照料的视角,考察疾病谱的变化对乡村孝道的考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慢性病人照料不仅影响了成年子女的家庭生活,还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变动,并进一步凸显了乡村老人的赡养问题。不过,乡村的养老危机主要不是因为"孝道的衰落"。沙村慢性病人照料的现实表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绝大多数子女依然在尽力照料老人;如果过分强调"孝道的衰落",我们就会忽视上述事实,就会忽视农村养老问题的制度根源。     

病的分类与对慢性病的理解——基于一个村落老年慢性病人的考察

随着慢性病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人类学关于慢性病的研究正逐步展开.本文在全球现代化及国家对慢性病控制的背景之下,分析村民对"病"的分类及其对慢性病的理解.村民根据经验给出了正病与外病、大病与小病、慢病与快病三种分类.村民对这些分类的使用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而慢性病这一历史性事实却处于尴尬的位置.与此归类问题对应的是患者对于病因解释的不确定性.这种解释的不确定性不仅是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患者理解上的困惑与模糊,而且有其实践意义.不确定的解释与生物医学的精确性的冲突提醒我们:在防治慢性病的工作中,应该抱有开放的态度,一方面尝试理解患者的困惑与不解,另一方面运用多种医疗方式应对疾病.     

化疗病人的护理体会

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之一,但其副反应大.通过对化疗病人的心理护理、饮食护理、化疗护理,病人在积极治疗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及长期无病生存率.     

跨越时空的旅游“新村民”：他者的数字化自我呈现

数字化社交媒体已经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塑造与宣传提供了便利。本研究借助自我呈现理论的概念框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以边村的一位“新村民”ZH为个案，分析其在微信朋友圈中呈现的内容与特征。文章透过ZH在数字世界中建立的目的地形象，对比讨论了虚拟与现实中旅游村的实际错位和具体关联。研究发现，兼具局外人、驻客、东道主多重社会角色的旅游企业主移民已然成为旅游村落的新主人，ZH在微信朋友圈中选择性地建构并呈现着追求精致积极生活的理想自我、致力于融入社区的应然自我和积极谋发展的现实自我，折射出有别于城市生活节奏、民风淳朴的乌托邦式旅游村落形象。但在某种程度上，数字世界中的旅游村落形象具有一定的超真实性，与现实形象具有互构性，两者并非完全一致。     

肿瘤病人特殊健康教育体会

探讨肿瘤病人特殊健康教育,对提高肿瘤病人生活质量,增强治疗疾病的信心,延长生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钱、劳动与社会角色——基于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

图像是重要的文化表征形式,也是儿童最熟悉的沟通方式,因此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研究可以成为了解儿童意义世界的重要方法。通过对一个傈僳族村寨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和对儿童读图、画图、说图的参与式观察,文章发现儿童基于当地的生计方式建构了钱、父亲与未来自我的概念:他们洞察钱的生计逻辑,对父亲和未来自我的期待基于劳动的社会角色,对生产劳动性意义的分类更精致,消费审美性意义则存在“漂浮的能指”,意义编码的逻辑超越了固化的城乡差异。     

论《英国病人》中的破坏、错位和重建意识

破坏、错位和重建意识是贯穿《英国病人》一书的一条金线。小说主题与写作技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烘托出整部小说的魅力与神采。     

身体维度下的自我认同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当代人的自我认同经常性地陷入困境,而随着个人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这个问题的探讨显得更加别有意义。身体已经成为各类文化体系作用于自我的重要媒介,因此它对于自我认同具有不可取代的的价值。借助身体的维度考察各类文化体系对于社会个体自我认同所发挥的功能及其局限性,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反思当代社会个体精神层面的生存状态问题,以及有效的意义系统的建构问题。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