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讨论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并与李绍明的民族走廊及藏彝走廊见解进行商榷。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走廊的观点,认为民族走廊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心圈层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性决定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走廊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时空界限由其性质所决定,民族走廊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藏彝民族走廊与西亚文化

藏彝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 ,其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 ,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 无论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 ,还是从民族、语言的视角来看 ,藏彝民族走廊的情况都相当复杂。直到现在 ,这一地区对许多研究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的人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民族走廊的研究 ,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的意义。”②除了中亚及我国北方草原文化以外 …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西北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既是我国西北地区多民族迁徙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我国西部一个重要文化传播带的交汇地和焦点区。因此,西北民族走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界定"民族走廊"概念的基础上,对"西北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地理及历史文化特点、研究思路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卷首语

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该区域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由于频繁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融所造成的民族边界的模糊性等现象均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研究价值。费孝通先生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很大程度还因为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代表性的民族。故而,藏族及其文化在藏彝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地域研究:外部认知与主体性强调——以藏羌彝走廊为例

藏羌彝走廊的认知经历过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中心主义",也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蜂拥而来的传教士的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洗礼。实质性的走廊的外部认知也拜陶然士(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二人之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也建功至伟。随着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跟进,20世纪40年代走廊的地理空间及内部文化实质已有基本呈现。1978年后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走廊研究再得活力。综合学科研究视角的提倡,也正好应对走廊的历史以及现状。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走廊中诸民族住民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强调。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南岭民族走廊贫困现状与扶贫开发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为三大民族走廊,它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个地区的贫困比例大、贫困程度深,而对此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甚少.选取这个地区中34个贫困县(市)作为研究对象,用三个反映地区贫困程度的人均值,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来评析此地区的贫困状况,分析导致该地区贫困的原因,提出将南岭山区列入国家第十二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扶贫开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

我国民族学界提出的藏彝民族走廊,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从古至今,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活动的舞台,尤其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区毗邻区域,古代氏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3个属于藏缅语族,至今仍大多居住在与西藏、四1收p近的西北部地区。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对藏彝民族走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关于条马古道,我在《滇藏茶马古道论略》…     

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随后,费孝通从边区开发的角度,为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包含多个层次、跨涉不同区域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这既是对西北民族走廊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松潘、巴塘、中甸——记三个西部城镇的研究

<正>2014年以来,几位青年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课题组,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为主题,对"藏彝走廊"多个城镇进行了历史—人文区位学考察。"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广为学界所知的区域性学术概念,(1)主要指今日甘青、四川、云南、西藏几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及由这些区域构成的文化通道。(2)作为"中间圈"(3),历史上经过"藏彝走     

范式转换: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丝绸之路研究的方法论刍议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国际大通道,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这条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通道被重新激活,成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以来,国内学术界就民族走廊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这个研究仅仅囿于国内的民族走廊,而没有从走廊更进一步延伸到丝绸之路这个国际大通道上。本文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将国内的民族走廊研究与国际的丝绸之路研究整合到一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论题。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1月6-8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西河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是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走廊”,是西北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包括了“河西民族走廊”和“河湟民族走廊”,以及尚未进入学术视野的“西河民族走廊”等,“西河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空间,是甘宁两省区穆斯林族群与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在对“民族走廊”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板联结纽带的角度理解“西河走廊”存在的动因,并以民族及文化流动的实例佐证“西河走廊”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