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客中国

好客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礼仪,塑造好客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品牌,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重要路径。立足于旅游语境,从国家形象的关系概念角度解读好客中国概念及内涵,提出建立由社会伦理义务和商业利益共同驱动的"好客模式",并基于旅游吸引物系统观分析好客中国要素构成及其功能,进而阐明好客中国符号构建思想和构建方式。     

好客的食物:餐桌伦理结构中的张力叙事

以"好客的食物"为题讨论"好客中国"在现代旅游中的作用与价值。认为"好客"作为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交流活动,自古以来就是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关系结构张力。然而,中西方在"好客"叙事中呈现了巨大的差异。在中国,"请客吃饭"是"好客"的一种基本而普遍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与传统的农业伦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现代旅游活动中,饮食依然成为"好客"的集中表达,却也产生了新的语义。     

好客的东道主:旅游人类学“主-客”范式反思

在中国现代旅游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主-客"关系的文献梳理,在此基础上反思旅游人类学的"好客"研究,认为中国主客关系中传统的文化逻辑,尤其是其蕴含的主次逻辑、辩证主客关系(如主动的东道主)等将为拓展、批判旅游人类学"主-客"范式提供新的结构关系及柔韧性,当然也包括"主""客"内在维度的丰富性。     

好客中国:旅游与游客——第二届旅游高峰论坛综述

何为好客(hospitality)?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客就是一种生活行为或状态;而在西方文化中,好客(hospitality)则有商业性和非商业性,本质是互惠。在好客(hospitality)问题上,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是:好客是人类共同遵循的一种道德法则。     

好客,一种人类的共通精神:礼物还是商品?

好客是人类社会中连接主客关系的一种共通性表达。在当今世界中,好客表达有时候是非商业的,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便是如此;有时候则是商业性的。接待业-好客产业-包括餐饮、住宿等接待服务业,便是商业性好客形式在旅游工业中之体现。目前,接待业有逐渐融入非商业性交换成分来培育顾客忠诚的趋势;与此同时,原先非商业性的好客招待形式也在试图融入商业性因素以谋求利益。     

论亲属称谓作为旅游好客性表达的符号介质——以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

以贵州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探讨亲属称谓在旅游开发中作为连接主/客、进行好客表达的符号介质的品性,并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旅游开发过程中亲属称谓制度的资本化现象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认为亲属称谓被作为表达好客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往往带有符号化、简单化倾向,并隐含着性别、权力等话语色彩。     

主随客便:天堂的想象与制作——旅游中的好客性与符号视角

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正以种种好客方式吸引旅游者以发展当地经济。针对此,研究一方面审视这些好客行为;另一方面研究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而从符号视角研究好客性与地方资源、现代情景以及游客所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互动方式。     

卷首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已经延伸为中国人的好客尚礼之道。中国被世人誉为"礼仪之邦",好客之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社会生活,直面政治经济。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好客中国"已被纳入国家国际形象展     

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

在分析了旅游中的单向本真性概念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本真性的概念.并以好客旅游为例说明互动本真性,对互动本真性的复杂含义进行了概念分析和词义澄清.认为单向本真性更多地是与观光旅游相联系,而互动本真性则更多地同参与性旅游相关.好客旅游(或做客旅游)就是一种游客参与建构互动本真性的形式.     

“驻客”:“游客”“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人群——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旅游人类学考察

通过对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古镇的"驻客"人群生活实况的描述,以及对"驻客"自我认同困境的分析,探讨"驻客"这一"类中介"旅游人群的特质。试图提出重新审视旅游人类学"东道主-游客"研究范式的必要性,认为从模糊的旅游人群边界设定出发,可以对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理解与思考。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