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

辽西走廊位于东北游牧、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它不仅是联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廊道,更是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廊道。中原和东北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民族逐渐融合。东北诸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     

略论辽金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在此时期北京地区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一是辽金以后有更多少数民族信众开始尊崇佛教。二是佛教理论体系化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提升。三是随着燕京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佛教的发展更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四是佛教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共鸣,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本文仅对此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简略表述。     

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随后,费孝通从边区开发的角度,为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包含多个层次、跨涉不同区域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这既是对西北民族走廊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论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

民族走廊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自然、历史、政治、文化等环境。山地地理环境是民族走廊形成的自然基础;长期的人口流动与迁徙是民族走廊形成的动力因素;中央王朝控制的弱化和权力的边缘化是民族走廊形成的政治条件;多民族并存和多元文化互动是民族走廊形成的人文条件。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得到了民族学界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支撑,形成了区域研究多学科成果繁荣局面。南岭民族地区呼吁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快片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湖南省民委、中山大学、贺州学院等单位致力开启南岭民族走廊研究新篇章,《民族论坛》杂志社摇旗呐喊,助推南岭地区列入国家集中连片扶贫攻坚规划。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西河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是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走廊”,是西北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包括了“河西民族走廊”和“河湟民族走廊”,以及尚未进入学术视野的“西河民族走廊”等,“西河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空间,是甘宁两省区穆斯林族群与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在对“民族走廊”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板联结纽带的角度理解“西河走廊”存在的动因,并以民族及文化流动的实例佐证“西河走廊”的客观存在.     

南岭民族走廊贫困现状与扶贫开发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为三大民族走廊,它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个地区的贫困比例大、贫困程度深,而对此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甚少.选取这个地区中34个贫困县(市)作为研究对象,用三个反映地区贫困程度的人均值,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来评析此地区的贫困状况,分析导致该地区贫困的原因,提出将南岭山区列入国家第十二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扶贫开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范式转换: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丝绸之路研究的方法论刍议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国际大通道,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这条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通道被重新激活,成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以来,国内学术界就民族走廊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这个研究仅仅囿于国内的民族走廊,而没有从走廊更进一步延伸到丝绸之路这个国际大通道上。本文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将国内的民族走廊研究与国际的丝绸之路研究整合到一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论题。     

从九隆神话看藏羌彝走廊龙崇拜的迁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

立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通过梳理社会发展史上相关人群的迁徙及九隆神话流传迁播的大致线索,可以看出九隆神话是次生神话;从象征隐喻的角度,梳理出九隆神话从感生神话到图腾神话再到王权神话的过程,认识神话的内涵及其补史作用,可以展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由此,不仅可以看到面貌各异的九隆神话背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根谱,而且可以透视在“龙”叙事下的向心凝聚。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因不同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因素 ,辽金王朝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辽金文化———辽以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与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并行的二元文化为特色 ,金以单一的农耕文化为特色 ,辽金王朝不同的文化格局决定了辽金王朝的国运。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兼论民族地区的人才引进

文章对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受教育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了较大提高,文盲率显著下降,技能型人口比重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地区和经济社会发挥及全面小康的需要,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特别是技能型人口缺乏,文盲率还较高,受教育的性别差异较大.对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技能型人口比重的增加和受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改进.文章通过对四川省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说明了民族贫困地区引进人才面临的约束及实现引进人才可能的方式.文章对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僚族源流考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原来骆越的分布区内,出现了一个上承骆越,下启近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僚族,这并不是一个新产生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骆越的新认识.他们在与汉民族的接触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渐次发展为今中国境内壮侗语族及中南半岛掸泰民族的直接先民.     

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辽、宋、夏、金等民族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峙时期,但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各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区,促进了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转型,并通过与汉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政治上的相互借鉴、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对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

有关沙陀族遗民的流向及其活动情况 ,史多乏载。笔者认为 ,沙陀族解体后 ,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流入辽朝境内的沙陀人 ,除部分被并入契丹族外 ,大多数仍居住于代北等地 ,并保有“沙陀三部落”建制。辽亡前 ,他们徙居于宋并州一带。宋朝境内的沙陀人 ,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 ,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大族。他们在宋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因立有汗马功劳 ,故大都拥有各种显爵。金朝境内也有沙陀族遗民。说丰州汪古部人是李氏后裔为“伪托” ,实际上只是一种猜测。流入西夏境内的沙陀人数量当也可观。“昔里钤部”先世 ,有可能是李克用叔父李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