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青铜礼乐器社会教化功能述论

社会教化是一种化诱万民以维系社会统治的政治工具与社会软调控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重 视。从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观照,先秦礼乐社会时期,时人创见了“外物以饰内情”的社会教化方式,青铜礼乐器 成为这种教化方式的物质载体,并承载了道德教化、伦理教化、政治教化、警示教化等丰富的教化功能。这种 社会教化方式与礼乐文明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先秦社会的良性运行、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教化还是娱乐——对电影功能的一种理解

从理论上说,即便在最正统最严肃的“文学原理”之类的教科书里,“娱乐”也赫然地与“教育”、“认识”、“审美’等并列而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教化”与“娱乐”却似乎是对水火难容的概念。在今天,尤其是在电影创作面临市场经济冲击的态势下,重新认识“教化”与“娱乐”的关系,并进而拓展对电影功能的理解,应该是一桩十分具有文化意义的事情。     

传媒“泛娱乐化”及其伦理困境

媒介与娱乐之间的联手逐渐远离其旨在传播并提升大众文化品位的初衷,基于传媒背后金主的商业本能以及对大众文化需求情趣的一再迁就等原因,传媒开始自我放逐从而导致娱乐被一味地放纵。传媒"泛娱乐化"趋向迫使文化的内容大多成为娱乐的附庸,大众传媒亦因此陷入了道德不确定的困惑之中,放纵与教化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解决传媒放纵与教化的矛盾,要求传媒业必须回答其究竟主张什么样的义利观或是如何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在两者关系上,应在追求义利双赢、义利并举的前提下,秉承"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这也是由传媒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能颠倒。     

鄂西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功能演进

通过对鄂西传统体育文化特质及功能变迁的社会环境分析,探究了其现代功能演进轨迹:从生产技能到健身休闲内容、从微弱的经济功能到产业化发展、从娱乐观赏到娱乐体验、从教化规范到规范补益。研究表明,鄂西传统体育文化功能的现代化演进顺应了人们精神和身体需求,有着独特的魅力与不朽的价值。     

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

本文从正常发挥文学功能的目的出发,以王蒙对《红楼梦》和王朔作品的古与今、雅与俗的评价及其对文学教化功能的批判为视角,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过程,指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基本内涵就是为满足闲暇时间消费需求而向大众提供的以娱乐为主的一种非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它体现了由政治意识形态消费向大众娱乐文化消费转型的时代特点,其目的是满足消闲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     

论社火的功用——以关陇社火为中心

社火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社火的功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祀神祈福、宣德教化、喜庆娱乐、文化交流、调控关系、艺术教育。     

媒体娱乐化批判中的前提误设

当前,媒体的娱乐化现象是学界批评的一个重点,很多人认为媒体的娱乐化使受众变得顺从和堕落,媒体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成为赚钱工具。本文认为,当前对媒体娱乐化的批判在受众、传播者、媒介属性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前提误设,媒体娱乐化现象自有其合理之处。     

论传统器物的教化功能

传统社会里人们通过多种方式"藏礼于器",并借助这些器物来实现特定的教化目的。器物教化的主体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人",因为器物是人造的,其中的"礼"也是人赋予的,器物只是教化的中介或工具。器物教化是道德教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化方式。器物教化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人教人"的"物教人",也为伦理学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和谐人性的塑造——加达默尔和孔子“教化”理论之比较

加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论述的教化思想,是针对现代社会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造成的人性分裂而提出来的。他认为弥合现代人的人性分裂,必须以人文主义的教化思想来恢复完美的人性。孔子更是把文学的教化思想作为完善人性,实现伦理政治的得力工具。在完善人性这方面两者是相同的。但因两者所处时代不同,面对的社会状况也不一样,因此,加达默尔侧重人性中的感性,强调理性不要超越感性;而孔子侧重于人性中的理性,以理性来充实感性。另外,加达默尔注重主体的精神普遍性在艺术经验的理解和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和转化,而孔子则侧重于文学艺术的工具地位及对人心的伦理道德塑造和实现伦理政治的需要。     

李渔小说中的劝惩教化与娱乐趣味

劝惩教化和娱乐趣味并存是李渔小说的特色,在清初这位优秀的拟话本作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体味到劝惩的意味,但在劝诚的字里行间,不失娱乐的趣味。然而,李渔在力求兼顾二者的同时却偏离了文学创作的主旨,这成为李渔小说的局限,导致其小说无法接触到社会现实或社会历史的本质性问题,从根本上逃避悲剧,从而很难溶进社会。     

南北朝平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佛寺僧人

南北朝时期,由于平民讲学的风气被阻断,统治阶级又无心顾及下层百姓的文化教育问题,而在此时大兴的佛教从客观上担当了平民教育的任务。佛寺僧人在传播宗教教义时,也从文学、艺术等方面影响和教育了平民大众。     

音乐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将就音乐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对人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新时期音乐教育出现的特点以及它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系统阐述。在知识经济时代对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音乐教育应该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     

论高师音乐教育中的非技术教育

在高师音乐教育中,按照音乐艺术的基本表现特征———技术教育———实施的教育是被引起普遍重视的,而非技术教育则往往被人们忽略和冷落。要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高师音乐教育的特征,把非技术教育摆在与技术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它作为培养音乐教育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促使音乐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和教育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和广泛的应用。     

宋朝的礼乐教化

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阶级的统治,通过提倡天命论、宣扬正统论、旌表义门、禁谶纬之书等措施,强化礼乐教化,维系统治。     

论唐代的早期家庭教育

由于唐代统治者用法令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使得早期家庭教育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胎教理论的提出,是儿童家庭教育理论的一大进步,表明唐人对儿童家庭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统治者打破门第观念,实行科举取士的用人政策,则是促进早期家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因。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六朝以来沿袭下来的士族礼法教育外,增加了科举教育和文学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民族性：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原动力和精神主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为了发展中国音乐,百年前我们选择了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和音乐教育体系,但由此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介绍、研究、理解和认同。而祖国大地上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仍然最喜欢传统音乐,因而富有浓烈民族气息的新音乐也颇受青睐。中国新音乐是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服务的,在新音乐的创作中,民族性才是其原动力和精神主题;其他形式或风格的音乐也许可以轰动一时,但绝非中国人的最终抉择。     

“认识论障碍”与儒家礼乐

为研究儒家礼乐的认识论障碍,从认识论障碍的概念着手进行研究,认为从认识障碍与认识论障碍两个概念出发,可以较好理解儒家伦理特别是礼乐教化与修养的意义,了解礼乐对于克服人们之间限制性的重要意义。认识论障碍是因有认识障碍,不过前者强调认识中的个性因素导致人际之间对同一对象或概念解释上的差异,后者突出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那些影响人们把握真象的要素。为了克服与超越认识与认识论障碍,达到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力求在不同的解释和认知中找到可以沟通的根据或普遍性条件,所以它们都可以看作广义的克服认识论障碍的活动。人们如果不是在相互之间比谁更阴暗和残忍的话,那就需要以礼乐来安排和规范本能,然而礼乐都可能被其外在形式所遮蔽,还是没从根本上超越人类交往和认识的所有障碍,所以它们不能取代个体自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功能

音乐教育是美育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培养人的正确高尚的审美观念。提高人的审美创造能力,塑造完美人格的功能,音乐给人的应该远远超过其本身。人们常说,音乐是滋润心灵的雨露,是哺育情感的乳汁,是启迪智慧的钥匙。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人对音乐都有这样的共识,在很多学校里,音乐课仍是可有可无的"皮肤科"。本文试图在几个方面探讨音乐教育的功能及意义,音乐教育在培养塑造人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以使人们能充分重视音乐教育。     

我国高校民乐教育发展的时代价值、实践路径和策略建议

中国民乐既是我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是能代表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音乐形式,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涵深刻,旋律优美,是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弘扬中国民乐,不仅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因此如何从民乐发展的角度找到民乐教育的路径值得人们关注,文章以北京科技大学民乐团为例探索如何以民乐团来促进高校民乐教育,为我国高校民乐教育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孔孟的为政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孔孟为政之道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主要体现在:君要遵守君道,政治上推行王道、倡导仁政德治;经济上实行养民、惠民、富民的政策;对外以和为贵,反对不义战争。臣要遵守臣道,忠君尊王;恪守名分;在德不在位。同时统治者还要掌握教民之道,以道、德、仁为内容,诗、礼、乐为形式教化百姓,使他们能自觉地服从统治。通过现代的诠释与改造,孔孟为政之道传统价值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