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傅崇碧将军

共和国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当我们缅怀共和国的开国功臣时,又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杨余傅事件“中的傅崇碧。傅崇碧将军自身也是开国功臣。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担任卫戍司令的他,以对共和国的一腔赤诚,千方百计保护开国元勋,保护开国功臣,成为世人传诵的佳话。日前,记者走访了这位传奇将军。傅将军现已83岁高龄,虽历尽磨难,身子骨仍很硬朗,思维清晰,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南开校友,朝鲜战场巧相逢——黄宗江与李尚义七十五载同窗情

从2005年起,远在内蒙古通辽的李尚义老人,每年都会收到北京老同学黄宗江寄来的纪念邮票及贺年卡。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尚义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李尚义说:那时他是六十三军文工团的音乐教员,他们是挽着军长傅崇碧的胳膊,随着军部的工作人员趟着齐腰深的河水过江的。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试析《庄子·大宗师》篇的"真知"

《大宗师》篇的"真知"是"真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有"真人"才会有"真知"。"真人"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真知"也就是"知道"。要知道"道"乃是化生万物之根本,人的生死为"道"之所化,死生存亡本为一体,而"得道"则是一个不断剥离物欲的过程。要想获得"真知"必须打破对生死的迷执,必须摆脱仁义是非的束缚,还要经过"坐忘"的过程,最终达到"不知之知"的境界。"安命"是获得"真知"后的无奈的选择,但正是因为"命"对人的限制才促使人们不断对"道"进行追寻与探索。只有"道"才能引领人们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的路。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歌唱艺术中情与气的功能性研究

"情"和"气"在传统唱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功能。情是"音"的本源,气是"声"的本源,音乐是"音"与"声"的统一,歌唱是"情"与"气"的统一。因此,处理好"情"与"气"的关系是决定歌唱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

"不比"句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但在意义上是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不比"句不仅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同时从意义上看也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差比"本身包含"胜过"和"不及"两个意义空间,"不比"句在否定"胜过"义时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不及";在否定"不及"义时也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胜过"。这是造成"不比"句多义性的根本动因。"没有"句的功能是表示"不及"义,是从"不及"的角度去说X、Y之间的差比关系,因此,严格地说它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具有否定功能。     

感悟老庄之道:玉米与白菜

"道"是老庄思想的核心范畴,究竟何为"道",古今有诸多观点。本文试图用"玉米"和"白菜"类比识别老庄之"道"。天道观中,老子侧重"道"为宇宙万物本源,庄子凸现"道"的世界万物整体;致知论中,老子视"道"为追思存在,庄子悟"道"为自由世界体验。天道观、致知论,老子强调"道"不同于物,俨如"玉米",留给大家美好的期望;而庄子强调"道"不与物二致,俨如"白菜",叶子与白菜同为一体,不舍不弃。"玉米"与"白菜"的区别可能就是老庄"道"之差异。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流行词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无所谓"本是一个古语词,源于战国时代,意谓"没有所说的"。此后大面积使用,凝固成了动词,意即"说(算)不上"或"不存在"。后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流行词语,作形容词用是其强势用法,是"不在意、满不在乎"的意思,具有单指、多指、任指、虚指、同指和偏指等语义指向。由其构成的句子有"单面"和"双面"两种用法,具有"评价"与选择、"淡化"与"自损"、"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等语用功能。动词"无所谓"是"谈不上、算不上"的意思,具有"否定"、"谦虚"和凸显对比焦点等语用功能。     

汉代巾舞长袖舞向着歌舞戏发展的演变态势

汉代巾舞、长袖舞作为舞蹈艺术的艺术表演中融入了"稽戏"、"伴唱"、"抃歌"等艺术表演形式,为原本属于"形体叙述"的巾舞、长袖舞增添了"歌诗叙述"和"角色叙事"的手段和功能。"歌诗叙述"的出现,既丰富了巾舞、长袖舞的情感表现能力,又为巾舞、长袖舞以"形体叙述"而演绎"故事情节"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形体叙述"的"角色化"转变成为可能。"戏楼"的"前台"和"后台"的设计,为演员在表演空间上的转化提供可能,作为"专业性"的"表演舞台"意味着舞台条件的成熟。东汉中晚期巾舞、长袖舞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向"歌舞戏"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演变的态势已然出现。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当”的本义与“当”类词语释义问题——兼论本义本位释义法

所谓"当"类词语,可以指包括"当"在内的以"当"为词法或句法成分的一类词语。"当"使"当"类词语成为一定规模的词语系统,并造成系统内部相当复杂的词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恰当认识"当"的本义,对解释包括"当"在内的"当"类词语的意义,具有关键作用。事实上,对"当"及"当"类词语意义的解释,的确存在禁不起推敲的地方,影响对此类词语的学习、掌握、运用。通过恰当认识"当"的本义,有助于解决"当"类词语中存在的释义问题。     

释“石”

"石"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名词。从上古到中古"石"一直有yak或ǐεk的读音和"大"的义项。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硕"也有上述两个读音。从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来看,"石"跟"硕"在读音上发生分化的时间是近代以后。虽然"硕"也有"大"的义项,但跟"石"不同的是,该义项是其语源义,而"石"所具有的"大"的义项是由于跟"硕"读音相同,通过通假的方式获得的,其本身并无该义项。"石"的"量器"义是在其为"容器"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石"经常作为称重物的量器,因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作为重量单位词的义项。表示"谷一百二十斤"的"石"跟"■"是同源词。"石"读为"儋"的原因之一是从俗,其发生的语言基础是汉语中存在的同义换读现象。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新生代蓝领工人的价值观及其对职业稳定性的影响

笔者采用罗克奇价值观问卷对新生代蓝领工人的价值观及其对职业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对新生代蓝领工人而言,最重视的5项终极性价值观依次为"舒适的生活"、"家庭安全"、"幸福"、"自尊"和"真挚的友谊",而最重视的5项工具性价值观依次为"雄心勃勃"、"正直"、"负责"、"心胸开阔"和"智慧"。相对上一代蓝领工人,在终极性价值观上,新生代更重视对"振奋的生活"、"成熟的爱"、"自由"、"睿智"、"美丽的世界、"救世"、"成就感"等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在工具性价值观上,新生代更重视对"智慧"、"清洁"、"能干"、"富于想象"、"自我控制"、"独立"、"礼貌"、"符合逻辑"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在终极性价值观上,新生代蓝领工人对"舒适的生活"、"快乐"、"国家的安全"和"真挚的友谊"这4项价值观的重视度显著影响着职业稳定性,而在工具性价值观上,新生代蓝领工人对"勇敢"、"顺从"这2项价值观的重视度显著影响着职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