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浅析《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易传》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传》中描述辩证法的话语有:"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生变化"等等。可见,《易传》的辩证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

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君道"为核心,发挥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转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注重反骄守谦之道;同时主张以德治国,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重视以赏赐劝励臣下。其中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的主张。     

先秦诸子关于“转化”及“转化条件”问题初探

本文对先秦在辩证法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老子，孙武，韩非，《易传》的作者在转化及转化条件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由《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到《易传》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由《老子》的转化的绝对性到孙武的军事领域中胜与负等的转化需一定的具体条件，再到韩非的“不制不形”的一般转化条件及转化的具体条件———“得事理”、“动弃理”，最后到《易传》的“物极必反”，“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既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教训     

论先秦儒学价值本体的形上建构与内化转向——基于《易传》与《中庸》视角

《易传》与《中庸》从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联对儒学价值本体进行了不同界定。《易传》侧重从形上天道建构价值本体,从价值维度以天道恒转为人道运行提供本体根据,凸显本体"弥纶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中庸》更强调主体心性对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上下沟通,揭示人道价值的日常规范性,侧重对主体心性的照察,致力于将超越性本体内化于主体心性并展开于百姓日用常行,将形上天道转化为现实价值原则,在庸言庸行中追求高明的道德境界。     

孔子作《易传》述论

对孔子著《易传》 ,宋欧阳修以后提出疑义。自长沙马王堆帛易出土后 ,孔子著《易传》又得到肯定。应对《易传》文本的著作、编篡的情况作出全面的分析 ,从而认定其著作权。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承认《易传》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易传》的著作权应归孔子 ,《易传》源于山东 ,有邹鲁文化背景。     

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

虚实关系是宋代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理学家曾以自己的实学对佛老的空虚观展开深入的批判。但在叶适眼中,理学之实实际是虚。叶适通过对《易传》文本的梳理和观点的重新阐释,否定《彖》、《象》以外其他各篇为孔子所作,认为从根本上支撑起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实际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的揭示和批评对实学和理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周易》与老庄思想的几点渊源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成书于西周前期,《易传》成书于战国后期。先秦道家思想于春秋末期形成,刚好处在《易经》、《易传》的成书之间,而三者定然会相互影响,因此文章以此为视角,从易道思想的共同推动力、易道融通的哲学基点和阴阳对待、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感而遂通、直觉体悟的认知方式4个方面初步探析了《周易》与老庄思想关系的渊源贯通性,以期对于易道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易传》生命哲学研究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最早解释,后人在《易传》对《易经》解释的基础上,又对《易传》进行了无数的解释。本文认为《易传》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其存在基本因子是阴阳;其思想内核是"生生不息"。《易传》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成就圣人事业。《易传》的生命哲学无疑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意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道德经》内蕴的文章本体理论

《道德经》作为中华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既是哲学圣典、道家首典，又是文章宝典、文章学元典。它不但包含老子的文章写作论和文章阅读论，而且内蕴丰厚的文章本体理论基因：“文原于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道法天地、文法自然”的文法观，“疾伪存真、言而有宗”的文质观，“言可表意、言不尽意”的言意观，“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形神观，“‘无为’思维、辩证否定”的文思观，“言之有德、积德治文”的文德观．“关在真善、关在科学”的文美观。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

陶渊明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后世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现实的人间乐园,二是憧憬的理想社会。唐代这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神仙居所。唐代道教大盛,帝王迷信神仙方药,文士崇迷域外仙界,民间则流行祈福攘灾的仙道法术。在此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之下,唐代文士的意识深受影响,崇道是"桃源"意象仙化的主要动因。     

《易林》道家思想初探

焦延寿《易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在它身上,儒、道、阴阳诸家思想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囿于篇幅,本文着重阐发了《易林》的道家思想(前人均未涉及这方面),并藉以为开展《易林》思想研究抛砖引玉。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