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法律主体地位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被看作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为了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理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在目前"义务本位"的环境法律体系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显然只能是一个义务主体,它不仅要对排污企业承担治理污染服务的民事义务,同时还要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其通过环境治理合同与排污企业结成契约关系,共同承担治理污染的义务。第三方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拓展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内涵,弥补了"三同时制度"的不足,丰富了公众参与原则的内容。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监管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一种市场化机制,主要系污染者和第三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对污染者和第三方监管的内容应有所不同。鉴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局限性,在推行第三方治理时应注重监管,实现第三方治理有效规制。     

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利益博弈与法制完善

完善的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囚徒困境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威型治理下的逻辑悖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权力缺失,以及私人部门引入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对此,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出发,应推动环境治理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利益分配制衡机制的基本框架,同时通过具体制度的设置引导公众、政府、私人部门的利益选择,真正实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季节交替下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稳定性研究

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升资源再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该模式的稳定运营依赖于农业生产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的持续参与。受季节交替影响是农业生产的显著特征,构建季节交替下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参与策略选择,以江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两个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稳定性受季节交替影响而存在两种周期性变化规律,但具体表现出何种变化规律取决于农业生产者合规处理废弃物与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者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降低双方的参与成本均能有效提升第三方治理的稳定性。建议政府根据周期性变化规律制定针对性的短期政策并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利用组合政策推动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的长期稳定运营。     

论农村污水治理中的直接排污者责任

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支付意愿假说和公民环境权理论为直接排污者,即农村居民成为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因此,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农村污水治理的实际出发,明确直接排污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侵权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界定不能依赖于委托治理模式、托管运营模式、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等类型表达,应从明确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展开。以治污设施由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提供为根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可能为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或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此外,二者间的基础关系也可能为无效合同关系。在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下,治污企业若有过错则与排污企业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下,排污企业若无定作、指示、选任过失,治污企业作为承揽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效合同关系下,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应区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存在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以及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等行为类型,承担或连带或按份或部分连带加部分按份的侵权责任。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最终责任的承担,应依约定或者法定比例进行分配。     

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产业和污染排放行业梯度转移使农村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资产属性及其区域性公共产品特性视角,还是从农村居民要素剩余索取权和请求权视阈,农村居民都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当前农村居民不仅环保参与度和环保参与层次低,而且面对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维权能力弱,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要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应搞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环保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政府治理方式转变,赋予公民环境自主权,大力推行"征补共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居民的社区角色。     

论食品安全第三方平台监管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中,传统的监管方式的局限日益明显,而由互联网衍生出的第三方平台却可能在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分析传统监管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和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的运行状况,探索新的第三方平台监管方式,包括监管理念的革新、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的建立、管理模式的改变以及第三方平台责任的明确等,使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跳出传统模式的局限,实现向合作型治理模式的过渡,从而真正达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第三方评估的逻辑与实践

第三方评估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考核机制,有助于各地区相关部门反思、完善和落实决策,提高民族工作的绩效,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科学的智力支持,弥补决策和实践中的不足。目前,关于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第三方评估的相关研究和实践非常薄弱,构建民族团结进步第三方评估体系,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非常必要。"五位一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第三方评估的主要方法,可以促进民族工作的规范化和精细化,全面督促民族工作的落实,推进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意愿——基于安徽省的实地调查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农村的生活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提升农户的污染治理意愿对于缓解农村环境污染压力尤为重要。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生活污染治理意愿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安徽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固定垃圾点设置与农户生活污染的治理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治理农村生活污染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治污的积极性越低;与安徽省的其他地区相比,皖北地区农户的生活污染治理意愿较强。     

中国土地征收司法治理中的证据逻辑

土地征收的法学研究需要向司法治理拓展。在司法治理中的土地征收主要体现为三重维度的程序性证据逻辑：行政机关土地征收的过程理性、规则之治的调适之道和内卷化的证据治理。在证据逻辑中构建和完善的土地保护应对机制,包括构建土地保护全社会程序约束机制,强调环境行政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构建涉及土地行政案件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制度,完善涉及土地行政案件的第三方鉴定证据机制,明晰红线范围事实认定的措施和证据标准。     

物业服务助力社区治理的“三融”创新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北干街道江南星城社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之事,充分发挥党建统领作用,通过三方协同的实体化运行,以“机制融入、力量融合、服务融通”的三融工作法,积极搭建360民情圆桌会这一议事协商平台,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小区治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小区实事,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社会资本视域下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在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下,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与多案例比较分析法,基于个体性、群体性、情感性、制度性的社会资本特性,总结出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等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发现,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挖掘社区社会资本、拓展社会资本的维度、创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转化机制。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性影响了社区治理模式。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模式侧重于强化情感性社会资本,而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的核心是构建制度性社会资本。面对不同的公共治理事务,应因时制宜地增强不同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     

污染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的构建,可以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第三,政府环境政策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与环境效应.     

试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认定中的三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着重深入分析论证了重大环境污染罪中是否应设立危险犯、是否应引进严格责任制度以及环境污染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希冀通过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科学认定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处罚机制,从而有助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