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藏刀装饰纹样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研究

白玉藏刀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藏族多种藏刀中的典型代表,其丰富独特、精致华美的装饰纹样颇具民族性和地域性,闻名整个藏区.本文通过对白玉藏刀装饰纹样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装饰纹样分类的探讨,进而阐述白玉藏刀装饰纹样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这对于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丰富和完善藏族文化、艺术、宗教、历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拴马桩柱首纹样的文化内涵研究

在北方的民间美术中,拴马桩被视为雕塑艺术类的杰出代表,具有文化上独特内涵。其文化内涵体现在良好的融合了西北草原文化风格的人物造型样式和中国传统雕塑构件的构成形式,具有重要意义。拴马桩柱首而作为这一个独特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柱首的纹样雕饰是民间美术史重要的研究内容,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商周时期丝绸的外传

中国古代丝绸向域外传播的通道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中国古代丝绸通过中亚大草原,输入印度、波斯、希腊等国。这条商贸大道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域外文明连接起来,创造了一部宏伟的人类文化、经济交流史。     

商周时期音乐隐喻观简论

音乐自产生起就具有特殊的隐喻价值.《尚书》记载,舜帝希望把音乐隐喻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要充分发挥音乐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感化作用.《周礼》认为,商周的音乐隐喻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人的身份地位及荣誉的象征,作为教育人的工具,满足上层阶级的享受,作为万物和谐、事业兴旺、国家昌盛的隐喻.《周易》认为,乐器本身就具有隐喻价值.孔子的音乐隐喻观则与其政治观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墨子则更多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孟子》认为音乐往往是社会乃至政治的隐喻,因此统治者切不可过度纵乐.《老子》谈音乐往往是与其政治观、美学思想的论述融为一体的,但其隐喻价值却极高.《庄子》认为音乐是“道”的隐喻,反对人们沉迷声色.《荀子》认为与音乐有关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隐喻的.《管子》则把音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隐喻.     

史前时期的梅山蛮族及其文化

以考古材料为本,考证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梅山蛮族的来源及文化归属,推断了先民们进入梅山地区的路线,并从考古材料的角度印证了梅山地区是蚩尤部落的世居地说.     

史前时期先越文化输入日本诸问题刍议

研究表明 ,日本早期文化 (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 )的若干因素 ,都可以从河姆渡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的先越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先越原始居民从杭州湾出发 ,借助季风、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直接东渡日本 ,确有实现可能。不过 ,先越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 ,是自发的 ,断断续续的 ,绝不是一次完成 ,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次完成的。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研究

石构墓葬是甘青地区史前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类文化遗存,根据结构特征,可分为石椁墓、石围墓、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四种类型。石椁墓和石围墓出现最早,始见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宗日墓地。随后,石构墓葬的类型增多,出现了石封门板墓及石封堆墓,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渐沿黄河向东拓展。整体来看,共和盆地以东至兰州附近是甘青地区石构墓葬的主要分布区。至迟在青铜时代,这类墓葬已经开始向周边扩散,川西北是主要的影响区。东周时期,伴随着东部周秦文化势力的西渐,甘青地区的石构墓葬渐趋消失。     

商周时期书文化的宗教特征

商周时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天命”观对文字典籍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一方面,促进了文字的系统成熟;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典册的形成与积累。     

论商周时期青铜器作用及饰表意的演变

商周时期因青铜文化显著而叉被称之为青铜时代，根据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和青铜器用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可以看出商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纹饰主要表现为对天和神的敬畏；西周中晚期以礼器为主，纹饰方面开始表现写实内容；东周时期的兵器和日用品增多，纹饰以社会生活的场面为主题。这些发展变化都彰显出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的增强，体现社会的进步。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长江中游与四川盆地史前城址比较研究

通过对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史前城址群的筑城年代、建城选址、城址形制、城垣壕沟、建筑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并结合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交流情况，从而探讨两地区史前城址的渊源问题。这对研究两地区文化的传播和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商周巫史文化论纲

中国上古时代巫术已成为人们的信仰，而重、黎为最早的巫师，是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商代已突破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演变为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传统的以宗教为主的原始史官发生转型，演变成官僚化的史官。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周代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史官、史职的发达相联系，可视为具有人文精神的史官文化。南北巫史文化各异，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统一的人文理性的北中国的史官文化，与有着原始意象和宗教神秘体验的南楚国的巫官文化，在相互对垒与交流中而走向交融、合流     

宜昌史前文化研究(上)

宜昌地理环境独特,是人类生息活动的理想之地,因此,地下埋藏有极为丰富的文物资源。史前遗存丰富,文化繁荣发达,发展序列清楚,地方特色浓厚,是研究我国原始文化史,特别是长江流域古文化发展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士的演进与商周文化的转型

商周文化的转型,士的使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殷对夏之“众士”的使用,保证了夏商文化的延续。西周吸收“殷不用旧”的历史教训,对殷之“多士”进行改造,强化了对周士的培养、选拔和任命,不仅使得商周文化发生转型,而且在此认识上所形成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强化了周的贵族共和体制。     

金文书法与商周社会文化

由于金文书法所处的特殊地位,金文书法的风格在演变过程中直接受到了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周社会文化的演进。金文书法的风格特点充分体现出了当时的人文性格,其中商代书风较自由,西周时作品较规范典雅,春秋战国时较开放而最具丰富的地域特色,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性格都表现出互为关联特点。     

略论岭南地区史前农耕文化的内涵

岭南农耕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时期,岭南农耕文化的形成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原始先民开发等因素共同的结果。从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的角度,综合概括了史前岭南农耕文化的内涵,以期对岭南农耕文化和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有较明晰的认识。     

浅谈高山族卑南族群服饰纹样与色彩的艺术表现

中国台湾高山族族群众多,而且服饰特征各具特色。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结合相关资料,该文以南部族群中的卑南族群为切入点,探索卑南族群传统服饰纹样与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从而挖掘服饰的原始艺术根源与和影响因素,为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参考。     

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新局面和新课题

本文回顾了10年前学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认识基础,检视了近10年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认识,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的编年序列及文化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此提示出三峡考古新局面下呈现的新的重要学术课题。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概说

以最新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发展过程和特征、演变模式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地方史框架创构的一种尝试。     

马家窑文化对中国史前考古的贡献

在中国史前考古中,特别是对远古人类文化的发展史研究中,马家窑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对马家窑文化内涵的研究确立了甘肃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马家窑彩陶上新近发现的文字符号是甲骨文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马家窑彩陶画为我们提供了龙起源于蛙的有力证据以及马家窑彩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等四个方面就其最为突出的贡献作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