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康有为、严复的“群”的概念,其“群学”思想不仅仅着眼于学术,更在于将合群与物竞天择相联系为他的政治变革理想做铺垫.在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道路的学术实践背景下,他在“合群之学”的基础上,以“群学之用”的实践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吸纳社会学理论,推动了史学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论《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中的“强国梦”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面对外邦的入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奋起反抗,在戏曲上,许多作家开始在剧作中表现他们的"强国梦"。《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中所收录的31篇剧作中就有7篇与晚清时期"强国梦"相关的剧作,在这七篇作品中,有对女权的提倡之"女权之梦",也有对整个国民之梦想阐述的"国民之梦",它们的创作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民间秘密社会与晚清结社法律

晚清内忧外患,严酷的社会环境是滋长秘密社会的温床.群学思想的传入和其"合群"思想的流变,夹杂着其他泰西政治制度的观念被国人了解和接纳,原有秘密结社的扩张和新兴的以"文人结社"为蛹的政治团体,是晚清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缺乏力量,在希望变化的急切愿望与现实发生错位的情况下与前者合流一处,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简、帛《五行》看《荀子·不苟》篇之“独”——兼论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关系

《荀子·不苟》篇“养心”章具有明显的思孟化理论倾向。具体到对“独”的认识,它与简、帛《五行》有两点相同,即都认为作为实体的“独”专指纯粹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心,作为工夫的“独”是指养成此道德心的专一工夫。在此基础上,荀子又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的第三层意涵,即作为此道德心之流行和展开的社会政治实践。此外,在对“养心”进路的分析、对“善”“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对“君子”的定位、对“轻”“形”等概念的界定上,“养心”章与简、帛《五行》也存在理论相通之处。     

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论李伯元《游戏报》的基本品格

作为近代文艺小报的先驱和市民文学的转捩人物李伯元,所办《游戏报》既是一份经营性、娱乐性小报,也交织着李氏道德劝惩、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作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游戏报》实现了“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这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发展有着极为现实的启迪意义。     

“独行者”如何与人共舞

职场上有这么一群“独行者”,他们看起来像“侠客”一样潇洒,他们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怕激烈的竞争让他们成为最后的牺牲品,过惯了“独”日子,渐渐地,与他人相处,也就变成了一件和奢望差不多的事情了。你可以发誓不让自己变“独”,也可以质疑“独”对工作、生活的影响,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你看到了“独”的减分一面时,那些坚定的“独行者”正在享受着这份“独”。     

论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

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认为：自由是先验的理念,与生俱来,根源于人性之中,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道德本身只是目的,绝不是手段,道德法则就是自然法,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是道义报应的标准。这种学说有片面性。其实,道德也有他律的一面：道德起源于社会的利益需要,道德也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行为人的道德的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地违反“内在”道德责任的一面来评价,二是社会从“外部”对主观恶作出负价值判断的一面来评价。这两方面评价为刑罚的“相配性”、“轻缓性”提供了根据。     

论鲁迅的道德理想追求

与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相一致,以批判旧道德为鹄的,早年的鲁迅就开始了“自由与人道”即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一致的道德理想追求。然而囿于进化论世界观的局限,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因素呈对立之势,表现为互相“消长起伏”:个人与社会、先觉者与国民大众的脱节乃至对立构成其特定的思想内涵。随着鲁迅逐渐确立科学的人性论和辨证的群已观念,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首先在“觉悟的智识者”——鲁迅的理想人格身上达到了内在统一,并进而将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科学的社会理想(“平民的世界”)的实现相联系,从而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想建筑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     

晚清白话问题研究纲要

一、晚清白话文兴起概况本文试图从汉语史角度切入思想史,通过“白话问题”这一语言现象来透视晚清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揭示晚清文言白话的“中心边缘”位置移动的思想史意义。当社会的思想发生大的变动的时候,一般是对...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我国发展战略理论模式的大提升——从东部沿海开放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模式研究

从东部沿海开放战略到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我国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的大提升。其战略模式的提升表现在四个方面：从梯度推移、非均衡发展模式提升为“点--轴--网络”、双重增长、均衡共进模式;从国家推动、外源开发模式提升为国家启动、市场主导、自我成长、内源开发模式;从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为全面振兴模式;从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升为社会主义本质发展模式。这四种提升是一个逐步升华的整体。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反向一致原则”

WTO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小组程序中采用反向一致原则的主要原因是GATT的专家小组程序所采用的全体协商一致原则对专家小组程序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在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反向一致原则的适用条件也有所不同。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文革”言语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

“文革”时期人们的言语现象也是修辞现象 ,它们也理应接受“四个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制约或适应这“四个世界”。但是 ,“文革”言语在许多方面却背离了“四个世界” ,导致了修辞效果的负偏离 ,造成了语言污染、人际关系恶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