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责任:社区干部"诉苦"的叙事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众多职工宿舍区成为老旧小区,给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转型风险.随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下沉到社区,繁重工作任务和心理压力导致了社区干部抱怨和夸大社区困境等"诉苦"现象,相伴生的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政策与社区现实不相匹配等困境.因此,基层社区干部的主观认知水平提升也是加强基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诉苦"的叙事实践框架促进了社区干部总结经验,通过重新找回自身所忽略的对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重新塑造基层社区干部的人生态度、职业观、基层管理经验等关于社区治理的正向叙事,最终将地方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相结合,从叙事的角度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水平,助力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     

安徽铜陵 探索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效路径

<正>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确保社区居民各项民主权利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如何按照中央要求,推进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确保社区居民各项民主权利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     

城市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末端基础。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执政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现有效领导与引领的基本方式。党群服务中心是落实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平台。新时代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社区灵魂,注重顶层设计,同构党建与治理"命运共同体";必须创新党建引领的理念愿景、服务方式及民主协商形式,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履职能力;必须优化体制建构,加强组织意图渗透,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形成社区多元依法治理工作合力;必须整合基层组织协同治理的资源基础,并贯穿于制度与智能的武装,打造铿锵有力的专业化基础治理队伍。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制度性约束上海市居委会改革个案研究

一、导论在当今,如何在基层社会实现良性治理或“善治”1是各国都在探索的共同课题。对中国而言,尽快在城市基层建立良好的治理秩序更是国家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城市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随着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原先赖以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模式的控制功能逐步弱化。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城市基层实行管理的重心开始由单位移向街区———市民居住区。因为民主是实现“善治”的手段和保证,新形势下的基层治理要求实现社区民主化,使得普通市民有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从而在基层社会实现市民与国家、市场的良性互动和…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基层治理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能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赋予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向,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更好结合,促进传统文化与协商民主的融合等。传统基层治理文化的基层精英引领、乡规民约建设等举措有助于凝聚各方治理力量,增强居民归属感与基层自治能力。家风家规、孝文化等传统道德文化有助于建设现代基层社区文化,服务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角色在客观上已经凌驾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之上。相应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长期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的路径依赖之下,主观上已经把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日常政务工作建构为社区内部事务。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是顺应不同性质组织功能的要求,构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会联合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组织）”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现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探索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中的社会工作立足于优势视角，通过社会工作理论、方法、技巧的介入，旨在解决农村治理问题，推动农村管理模式的转型，增进农村社区居民的福利，满足农村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帮助基层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目标。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培育并促进其持续发展是当下基层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难题。本文着眼广州,在观察与分析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条参考路径:一是加强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管理力度;二是规范组织结构、推动行业治理;三是明晰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以期能为更好地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     

大数据视域下推进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治理的成效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又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社区多元主体协作、互助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智慧社区治理强调智能和人文的结合,在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有助于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智慧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现实作用弱化及缺位,智慧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处于建构之际,面对社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市场化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慧社区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培育智慧社区治理文化共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大数据视域下的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基于善治理论的基层智治平台绩效评价：以杭州为例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基层智治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考察基层智治平台的建设进展,客观评价基层智治的绩效,对完善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善治理论,从科学、参与、透明、正义、责任、回应性、有效性7个方面建立基层智治成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杭州市28个社区进行走访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成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基层智治整体效果较好,但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未来的基层智治实践中,应该进一步提高数据整合的广度与深度、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保护、拓宽与畅通居民参与的渠道、提升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加强基层法治化建设以及完善和升级平台功能。     

社区党建的路径选择——一种社会学的思考

社区党组织建设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社区的建设中也要强调社区的自组织,实现社区的内源性发展,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与以往的关于社区党建的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社区党建与社区建设的博弈。对此,笔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干预模式,以期实现社区发展与社区党建的协调。     

建设谁的社区:基层治理格局及其优化设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由此社区取代单位成为我国城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主体,其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偏离原有使命的困境.本文通过梳理社区功能从保障到服务,再扩展到民主建设的变化过程,指出目前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全能主义逻辑及其危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构建社区治理格局的必要性及其基本任务,并提出具体的规划建议.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社区建设:背景、模式和发展趋势

社区曾被"单位制"蚕食,随着"单位制"的现代转型,渐次展开社区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依托地,社区建设也必然纳入理论研讨的视域。中国城市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选择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市场导向等不同的社区建设模式,而西方社区发展的趋势———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微更新治理模式选择——基于广州社区微改造项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微更新是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惠民生、扩内需、促转型、提质量的重要选择,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构建“制度—行为—效果”的比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广州市30个社区微改造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如下三个结论：第一,无论是作为共建价值导向下的共同决策、制度建设和共建平台,还是作为共治价值导向下的主体范围、参与程度和主导力量,都无法单独决定共享价值导向下的社区微更新治理绩效;第二,制度驱动型治理模式、平台驱动型治理模式和综合驱动型治理模式是社区微改造治理绩效提升的三种典型模式;第三,不同社区微改造由于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不同会形成具有不同社区特色的微更新治理模式,但制度建设、平台搭建和公众参与变量由于能够有效带动和激活其他边缘条件,因而仍然是这些模式共有的核心变量。未来城市微更新治理应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平台搭建和需求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区的宜居性和居民的获得感。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