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谈诗子深许”——郭祥正诗论发微

长期被隐没的郭祥正 ,不仅有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 ,而且喜欢谈诗论诗。郭氏诗论 ,所涉范围很广 ,诸凡诗学、诗体、诗韵、诗法、诗思等 ,皆所涉及。其诗论倡“椽笔发清唱” ,又主“兴寄” ,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宋诗的发展 ,对宋代诗论体系的形成 ,都作出了贡献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口号诗》作者刘泉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严格来说,口号诗并不能算是一种诗体,所谓“口号者,即口占也”。“号”和“吟”为同义词,故口号诗,即随口吟诵之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列入“诗体”,是缺乏科学界说的。口号诗少则四句,多则八句。因为是随口而吟,草成急就,因此一般只求宣情达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胡适与美国意象派:被叙述出来的影响

大多研究者相信新文学运动中的胡适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巨大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追溯影响说的起源,指出这种影响性关系实际上是在某种相似性上被想象和叙述出来的;也考察胡适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阐发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说明胡适的"八不主义"和新诗建设理论,是他立足于汉语文学语境,运用开放的眼光所提出来的旨在解决中国文学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案。     

创作实践对理论的提升--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

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来考察现代白话文理论与实践之间互补相生的关系。尽管胡适的语言观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其白话文理论水准并未达到现代语言论的高度,但语言工具论的种种局限性之所以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是因为创作实践走到理论前头。新文学所创造的白话新文体弥补了胡适理论的不足,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完善,从而将胡适的理论话语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中。     

论视觉思维对美学及实践教学的诗意建构

20世纪末,中国美学的危机来势迅猛,高校美学教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况。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理论为一体的视觉思维模式具有对美学及实践教学诗意建构的优势功能,能够帮助完成"诗化美学"这一当代美学审美救赎的使命。在实践教学中,以文本的图像化、虚象的空间架构和线性的时间叙事等视觉思维来践行美学的诗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论柯尔律治“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同时倾注了一种诗人气质。柯尔律治的诗论主要围绕“自然”一词展开,用诗化的语言展示了其认知思维中二元思维范式,明确区分出了两种“自然”,并由此推演出了事物的两种关联方式,其中有机关联、对立统一、矛盾协调的关系呈现了柯尔律治特有的辩证法思想。柯尔律治建构的“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诗化。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从目的论角度看诗型广告的翻译

Hans Vermeer认为翻译的"方法"应该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本文从Vermeer的目的论的角度对诗型广告翻译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从目的论角度来翻译诗型广告的原则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