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法律阻碍因素

从国际范围看,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成功率较低.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所面临着主要阻碍因素仍集中在法律方面,这不仅体现在公约某些条款存在一定不足,体现在各国证据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还体现在管辖权冲突和权利竞索等方面.提高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协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持续提供法律技术援助和加强国际法律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权力依赖型企业生存模式与腐败犯罪治理——以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为中心

统计表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数额大、持续性强、频度高、危害大,是腐败犯罪治理的重点,对国家反腐败斗争全局意义重大。仅靠加大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刑事规制力度,难以达到遏制腐败犯罪的社会效果,相关治理必须着眼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促成机制展开。民营企业家向谁行贿、行贿多少,取决于行贿对象手中权力的性质及大小,权力依赖型的企业生存模式是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内在动因。与腐败权力的深度绑定能为此类企业带来资源和商机,但也成为这类企业最大的刑事风险。向以合规为保障、以创新为驱动的市场导向型企业转型,是消弭权力依赖型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的关键。不过,这一转变还有赖于政府简政放权、规范权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打击跨国犯罪国际法律制度的新发展--法人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许多利用法人形式进行跨国犯罪的情形。1990年代中后期打击跨国犯罪国际法律文件中逐渐出现并形成普遍承认跨国犯罪中法人责任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法人责任的内容,分析这一打击跨国犯罪国际法律新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进程以及对全球法治和中国的影响。     

腐败犯罪新视野——关于《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的解读

在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决议共分六个部分,分别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多边合作的必要性、预防腐败及相关犯罪的措施、反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刑事法律、国际合作以及侦查、起诉、审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从解读决议入手,可以看出腐败的本质在于权力背逆,治理腐败的对策存在于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的系统分析之中。     

论权力制约

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它对于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是绝对不可少的。现代民主政治从国家制度上说主要是代议民主制。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但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国家事务，因为直接去管理国家事务既办不到也不必要，只能通过选举代表和官员组成国家机关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把权力委托给代表和代表机关以及政府和官员的时候，必须保留对他们监督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离开了监督和制约往往就会成为权力主体的对立面，产生权力的“异化”，就会出现滥用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一条真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权力…     

加强法制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蔓延的趋势。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法制以减少腐败现象产生的机会,加大法律惩治力度以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     

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探析

鉴于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的密切以及控制洗钱行为是控制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从两种犯罪的概念和相关实例入手 ,论述了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的相互关联性 ,以期于相关立法和司法以及人们的认识有所参考和启迪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日渐凸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还较弱小,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只能直接接触,从而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温床.而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任务,斩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效地规避了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通过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将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贪污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刑法》就贪污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的主体范围和对象范围、相关条件限制以及刑罚规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这就需要扩大贪污类犯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取消挪用公款罪的条件限制;废除腐败犯罪的死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类犯罪的刑事立法。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中南亚国家问建立多边刑事司法合作制度防治跨国犯罪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毒品走私犯罪、腐败犯罪和洗钱犯罪,这四种犯罪是当前严重危害中南亚国家的跨国犯罪,而且这四种跨国犯罪在该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具有跨国性、地域性和相关联性的特点。开展地区性刑事司法合作,在该地区建立多边的刑事司法合作制度是防治该地区跨国犯罪的必经途径。     

腐败犯罪刑法规避问题研究

腐败犯罪领域存在形形色色的刑法规避现象,如何应对,理论界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立法和司法处理混乱无序、问题丛生。不能将刑法规避行为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新型腐败手段,或者仅针对某一类型的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提出具体的刑事处置对策。应从规制刑法规避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架构,在梳理刑法规避行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进行刑事评价。具体的法治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及时调整限缩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现象的存在空间,同时出台有关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的司法解释,以统一裁判尺度。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基于三方博弈框架的实证研究

腐败事件频发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的这一悖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诠释。从政府、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并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各方的博弈过程。基于博弈模型的框架,采用省市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私营经济与腐败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并且腐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善市场的缺陷,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腐败虽然能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但也能让政府干预的正效应减弱,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谁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浅谈犯罪的根源

犯罪就像潘多拉之盒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犯罪的根源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其中的人性论是一个典型代表,它认为人性的恶或者人本身的劣根性是犯罪的根源。但是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性本身就不能用善或者是恶来评价,人犯罪不在于诱惑,而是基于能够产生诱惑的东西。同时,根据人性论的观点犯罪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是个体的行为,也不可能被消灭,这种观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犯罪人的犯罪意识根源于社会。     

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为不经常反腐,腐败就会本能地扩大蔓延.因此不能只将腐败看做是普通的犯罪或违法,要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将反腐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对待,就像国防职能一样[1].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防止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自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后,防止利益冲突成为国内廉政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