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生平著述新证——以新出《王勱墓志》为中心

王通仕宦与否、《元经》真伪等问题因资料缺乏一直难以确证,据新出《王勱墓志》可知王通确曾官蜀郡司户书佐一职,此前不载此事乃有意之隐瞒,其目的是为了刻画王通的隐士形象。同时可知王通确曾撰《元经》并亲自整理,今存本有后人增附篡改之处,但恐不能完全疑伪。     

新出唐墓志所见西域史事二题

本文结合史籍和碑刻材料对<程处侠墓志>、<柳宝积墓志>中涉及西域的人物及鹰娑川之战、焉耆之战进行了考证.     

李益边塞诗创作浅论

李益“五在兵间”的独特从军经历对其边塞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盛唐相比,他的边塞诗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新的追求,在体式和风格上有新的变化。他继盛启中,为中唐诗歌特别是中唐边塞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李益边塞诗的主流情绪

边塞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一席。因所处时期不同 ,其创作各有特色。李益以不同于盛唐边塞诗在雄奇瑰丽、深广悲壮豪健之风方面而独树一帜 ,充分体现出中唐边塞诗中厌战和思乡、逃避战乱和边塞的冲动以及对边愁的凄苦感伤体味的主流情绪 ,从而成为盛唐之后边塞诗举大旗者。     

为“负心汉”李益“平反”

唐代传奇名篇《霍小玉传》为李益同时代人蒋防所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事迹不少皆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故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将其作为研究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生平事迹的重要参考资料,李益也因之成为天下闻名的"负心汉"和"所见妇人,辄加猜忌"的"变态狂"。但随着李益夫妇墓志铭的出土,《霍小玉传》所载李益事迹,诸如祖籍、中举、授官年龄、授官方式和官名及其与卢氏夫人感情等,皆被证明与史实不符。李益对卢氏有情有义,绝非小说所谓的"负心汉"。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新发现的可信史料,为"负心汉"李益平反。     

论李益边塞诗歌与陇右的关系

李益少年时代居住在陇右,吐蕃陷没陇右诸郡前举家东迁。尽管从此再没有踏上故土,但少年时期这段特殊的经历,对于他的边塞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他百折不挠的报国精神和“悲壮婉转”的边塞诗风。     

金代墓志等级制度研究——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笔者在对已知出土金代墓志信息进行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金代品官墓志等级使用制度进行复原,并结合史实对个别特例作合理解释。同时分析了金代存在的非品官者使用墓志的现象,认为"非官不志"的禁忌在金代已被打破,墓志已在僧道、平民等群体中较为广泛的使用。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     

五代墓志俗字考辨

五代时期是汉语俗字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五代墓志中包含着大量的俗字,这些俗字成为墓志整理和阅读的严重障碍之一。本文运用俗文字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五代墓志中俗字疏误的一些典型实例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我们的研究,以期对汉语俗字研究、墓志文献等古籍的整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墓志文献数字化建设初探

墓志文献是历史演进的直接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墓志文献数字化是墓志文献保护、利用与开发的理想方式,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墓志文献数据库是组织、存储和管理相关数据的存储器,而其建设也必须设计相应的技术流程。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

北宋苏颂撰文的王田墓志志石出土于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附近的王氏祖茔,现存马固村王氏祠堂,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王田的世系、仕宦经历、子嗣、姻亲等情况,是研究北宋官员王田及王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依据出土墓志文,综合运用其他文献,不仅可以校正传世王田墓志文的文字错误,还可以纠正其中一些术语、人物系衔的错误和正史记载的相关错误。墓志文中关于王田参加"锁厅试"的记录,说明宋人对锁厅试含义概括存有的漏洞,"锁厅试"不仅是现任官员而且也是部分官员子弟谋取功名的特殊途径。王田墓志文中所记案例说明北宋的恤刑思想和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州级司法活动中有所运用,宋朝州府一级长官与幕职官在判案过程中有研讨和争论,并有统一思想从而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些都表明幕职官对州府长官司法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墓志文中记载的关于王田家族的婚姻关系,也揭示出王田家族同官宦之家和取得功名的新贵联姻、借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婚姻价值取向。     

墓志的文体特征与《文选》“墓志”笺论

墓志和墓碑文都是有关死者的文体,负载着标识墓主的作用,二者在置放的地点、材质、形制、演变轨迹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生平梗概,文末缀以齐言赞颂之辞,用语简约,以四言为主,追求言约义丰,多用典故。《文选》“墓志”类仅收任《刘先生夫人墓志》一篇,从妇德、门第、哀悼三个角度着墨。墓志所言与实际情况有契合处,其虽更多的是粉饰,但用心深微,技巧高超。     

新出百济人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近出陕西西安。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cm,厚10cm,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满行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祢军,百济人,事迹散见于《三国史记》及《日本书纪》,未成系统,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