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

韦伯的政治思想是其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从"行为--意向"的一般概念出发,将统治类型分成三大部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合法型统治意义尤为重大,官僚制是这种统治类型的典型代表.韦伯的政治思想对于今天正在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国社会来说,尤具启发性.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对韦伯官僚制中“理性”的思考——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官僚制行政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曾对当时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具理性之僵化、刻板、缺乏弹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价值理性的“返魅”被提上了日程。将二者统一起来，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对韦伯"组织理论"的思考

韦伯的组织理论,由于主题整体性的纷繁宏大,其内在一致性不是直截了当地论述,但是可以从其概念、相互关系和框架安排去把握.韦伯对官僚制的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与法律文化研究的相关性

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视为一种法律文化研究或者将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方法同法律文化研究相关联,并非是当然的和无需证明的。通过梳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以及探究当下法律文化研究的问题和进路,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相关性：首先,二者都试图采取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法律并将社会学方法运用到法律研究中;其次,二者共同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亦即＂如何对法律观念进行客观探究＂这一问题。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法理”是什么——一种均衡论的解说

法学不仅包括法律科学,而且包括法理哲学。法学家不仅是以法理为据的学术人,而且是与政治家比肩齐立的治国精英。法学家法理与政治家法理的统一构成了精英法理的理性循环,为法理世界的出现奠定了制度之基。     

现代性时间问题初探

通过对现代、现代性概念的词源考察，分析了蕴含在其中的时间意识。在对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产生及类型的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于两者之间与生俱来的悖论，指出产生这种悖论的深层原因，并分析了一些现代、后现代之间存在的时间概念。     

抽象社会中的现代性体验困境及其出路

社会的理性化、抽象化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运作的规范和高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和个体之间疏离和对立的关系。这种非正常关系往往把社会个体置于归属感淡化和生活意义空洞化的现代性体验困境之中。加强共同体建设、生活世界的重建、沟通理性和生活政治的推行将有助于缓解个体在现代性体验方面的困境。     

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的重构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命题。为寻求现代性的出路,通过对“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多重意义分析,提出尉马克思的“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完成哲学的“实践转向”来重构现代性,即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来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     

传统与现代：“革命”概念之考究及其界说

“革命”虽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概念,但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变迁、情境的转换,对于“革命”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革命”话语本身也经历着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在政治文化与文人文化夹缝中——郭沫若文史世界的一个侧面

文人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角色,决定了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双重价值品格。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这种复杂心理结构有着微妙的体现。这与人们通常视野中的郭沫若形象有着明显不同。     

回归与寻找：论中国知识女性的现代性成长路径

中国知识女性的现代觉醒使她们在承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痛苦中积极寻求挣脱的良方。首先,女人是和男人同等的人,要回归于＂人＂的本质,也就是回归人的主体性、目的性、创造性和个性。其次,女性所要回归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性别化的人,需要寻找基于自己生命本体存在的性别特质。回归与寻找共同勾勒出中国知识女性的现代性成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