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式书写分析

词式书写是以词为单位来书写汉语的一种方式,它有别于汉语传统的“句式书写”。尽管词式书写在汉语文本中有一定作用,如消除歧义等,但总起来看,其弊大于利。倡导者在狭隘的语言纯洁观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下,忽视了阅读实践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夸大了语言中的歧义,违背了文字阅读的心理机制。词式书写引发了我们对语言现代化的思考:只有在充分尊重汉语传统汉字特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语言现代化的探讨,才符合现代化的理性精神。     

宪法文本中“法律”之含义

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了 79处“法律”一词 ,依据波斯纳对“法律”一词含义的三分法和我国传统上对“法律”一词的广、狭义分类法 ,宪法文本中的“法律”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及所指。这种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宪法     

《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

本文从革命文学的叙事方式的重构、《青春之歌》主题的冲突性、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等方面,细致地分析了《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认为其历经了口头流传、语言书写和摄影剪辑等三个不同阶段,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基本趋势,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的纠缠和交叠。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

最近几年有学者隆重其事地提出新的名词,一是“华语语系文学”,另一是“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不甚妥当,弊在不精确,容易引起误会.“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是“华语文学”,就是“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的一个共同语病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由多个种族构成,有多种语言,而学术界使用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等词的时候,绝大多数指的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汉语新文学”的提法提出了可行的、统合的观点,超越了国家板块、政治制约的观点.若干学者在美国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其语系一词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朱寿桐倡议的“汉语新文学”正好相反:名称正确且旨在包容.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需要实现模式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述介式转向对话式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第一,要提倡批判精神,因为批判在两种意义上构成了对话,一种是与批判对象的互动,一种是与其他批判主体的互动;第二,要更新我们对“理解”一词的理解,放弃对所谓文本“客观意义”的探求;第三,要转变我们的研究志趣,转换思维方式,更新价值观念。     

英汉文本结构模式差异的跨文化思考

语言活动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文本结构模式作为语言活动的一个方面,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不同,文本结构模式的倾向亦有所不同。英语里演绎式主旨置首意义组构方式折射了西方注重个性表达的文化观念。汉语里归纳式主旨置尾意义表达方式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的价值观。了解荚、汉两种语言的文本结构模式差别及相关社会文化内涵,对于实现有效的跨语际交流十分重要。     

搁笔:唐宋文士纪事的文本模式

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这两类文本书写源起于《典略》《后汉书》等中古文献,而在唐宋纪事中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微调和变体。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ABB式叠音词初探

能重叠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在现代汉语中,从词法到句法都存在着复叠式。“ABB” 式叠音词在语言中大量存在,在口语和文学作品中应用相当广泛,值得人们关注和深入 研究。近年来在谈叠音词、叠音词组的一些文章中,虽也涉及到“ABB”式叠音词, 但未专门对其加以探讨。有的语法书认为“ABB”式叠音词是形容词第二音节的重叠 式,有的语法书则认为它是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去年有人发表文章专门谈 “ABB”式叠音词,着重论述“ABB”不是形容词的重叠式。笔者认为此文的论证 是充分的,故同意此种看法。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笔者同意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的见     

汉语词缀和韩语汉字词词缀对比研究

附加式(词根+词缀)是汉语合成词的一种构词方式,韩语中的汉字词也有由词根和词缀构成的派生词,而且词缀数量较多.但是部分韩语汉字词词缀在现代汉语中不再是词缀,而是有实在意义的可以作词根的实词.汉语词缀重意义的虚化,韩语汉字词词缀重用法的黏着.本文试图对汉语词缀和韩语汉字词词缀进行初步的比较与分析.     

当代文学可读性的生成

“可读性”是一定的读者群对文本自身魅力的正面价值判断,文本“可读性”来自于题材、主题、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时代精神和读者心理的契合,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需要是当代文学生成“可读性”的关键。     

谈谈古汉语中“者”字和“所”字结构

研究汉语的句法,不可不研究结构。词和词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成一种临时语言单位,在句子中充当某种成分,这种临时语言单位就是结构,又叫词组。汉语的结构类型是很多的,本文不打算一一讨论,只想就古汉语的“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谈一点管见。     

提倡 词式 书写和词式排版

《中文信息》杂志对词式书写这个新事物非常敏感而且积极倡导。90年第二期曾刊登过东北师大徐万胥等人的文章《建议改革书写格式》。94年还刊登过西北某同志的一篇词式排版样品。今年第二期刊登中文信息学会陈力为同志的文章,着意倡导这一全社会信息化的大事,必将得到全民首先是语文学界和信息学界的响应。 我从91年起在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都使用词式排版。现将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两个不同维度的意识形态文本——对"神舟六号"和"超级女声"的解读

“神舟六号”和“超级女声”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其实可以视为两个维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本。如果说“神舟六号”作为一个文本,隐喻着主导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建构,那么,“超级女声”则表征着民间话语以狂欢的方式对这种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的消解,负载着民间的意识形态。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老子》文本的语言阐释

老子作为道家哲学的创始人,其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从语言学的角度,可以发现老子思想表达的独特方式。《老子》文本的语言大体可以分为遮言式、建言式、强言式三种类型,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老子的“道不可言”理论及其语言表现形式,表现了系统开放和超结构的语言特征。     

论德里达的解构运作

德里达解构的核心内容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本文以言语与书写、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这两对典型的解构为例,考察德里达的解构运作过程,并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隐喻策略以及他关于真理与意义的看法这三个方面来剖析德里达的解构.     

"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通过“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路径去实现。但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分割开来,也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看作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径。它们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一种路径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相结合,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