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 扬弃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能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这是我国法学界多年来讨论的问题,是关系到端正刑事诉讼指导思想,加强我国法制建设的大问题。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有不同的指导原则,它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世界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刑事诉讼应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这是关系到刑事诉讼的性质、方向,能否保证办案质量、解决不枉不纵的大问题。刑事诉讼及其原则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服从于我国的总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指导原则。在我国,马克思列宁…     

方法抑或目标——关于实事求是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问题

从原则的形成过程与背景来看,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学习态度与工作方法,而不是一种目标.近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不断受到质疑,不少人把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归责于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其实,我国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不在于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而在于将实事求是误认为一种价值目标来追求,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设置不合理,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准确认识实事求是原则的性质与定位,重新合理安排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体系,而不是抛弃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中,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但应当受到所要实现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合理限制.     

“刑事程序法”的实施机制——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的生命在于可实施性,否则,刑事诉讼程序就会被搁置和架空.构建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机制,对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追究有关机关的程序性法律责任,是刑事诉讼法得以全面贯彻实施的必然要求.     

论及时性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条规定明确告诉我们,及时性原则是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完成刑事诉讼法任务的保证.因此,及时性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然而在整个刑事讼诉中起着如此…     

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概览(英文)

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以来,中国刑事诉讼体系的构建逐步走过了一条精致化、细腻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刑事诉讼框架,并逐步实现了与世界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衔接。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通过,凸显了中国立法机关保障人权、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努力,也是对长期改革成果的巩固和吸收。全面审视此次刑事诉讼修正案的框架内容,对于今后刑事诉讼体系的继续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效益:刑事程序之重要价值目标──论刑事诉讼的效益原则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作为刑事司法重要价值目标之一的刑事诉讼效益,其价值取向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及其职能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诉讼的成败,体现诉讼的生命力,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诉讼效益原则,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既是市场经济对法制的迫切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效益要求,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效益的实现度尚不很高。笔者认为,从效益至上的角度出发,设计和运用刑事诉讼程序,或者说最佳效益获得的途径应该是客观公正与节约司法资源两者的高度统一。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设想。     

论如实供述与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和尊重。国际法和一些国家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而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如实供述与无罪推定的内容和精神背道而驰,剥夺了被追诉人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令被追诉人承担起帮助控方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将被追诉人的如实供述义务落实为刑讯逼供的现象屡见不鲜。文章针对如实供述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背离的核心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

前不久,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经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于 199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贯彻了“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制约,保障人权”的精神。在保持原来法条的体例和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条文从164条增加到225条。这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有质的飞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得到进一步的健全,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概括起来看,这次在刑事诉讼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确立了“罪疑从无”原则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总则第一章基本原则部分,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虽然不等同于“无罪推定”,但体现了“无罪推定”的主要要求,可以说是对“有罪推定”的直接否定。与“无罪推定”原则密切相关的是“罪疑从无”原则。这个原则较为明确地体现在经修改后此法的第162条第3项规定之中:人民法院对干“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对“罪疑从有”或“罪疑从轻”的直接否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The Chinese Model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技术侦查是刑事诉讼中“风险系数”最高的一项特殊侦查手段。技术侦查的立法模式和实践运行与一国科技发展情况、社会治安形势、刑事犯罪状况、人权保障水平等密切相关。要使技术侦查在中国刑事诉讼目的实现中达到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平衡,必须对其适用原则、决定机制、执行机制、救济机制等进行法制化规制。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生活立场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今后研究的主旋律应该要更加关注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构想和刑事诉讼立法设计所对应的是非日常生活世界,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并未远离日常生活世界、并未真正走出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情交涉"有时仍像血脉一样渗透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在刑事诉讼中悄无声息对抗法治,结果使理论构想脱离刑事诉讼实践,远离了中国人的生活.为了使刑事诉讼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体的生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必须以生活为立场,在刑事诉讼领域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着眼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体对刑事诉讼的心理、意识与思想体系的转变,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的同时,要有的放矢地继续推进法学教育改革.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活立场的确立,关键在于对被追诉者私人生活的切实关注.     

刑事一审程序“混合式”构建之路径——从构造论“祛魅”到技术要素分析

对于刑事一审程序,依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立法逻辑,不再纠结于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因素的角力,而是努力谋求两种要素运行中的合力增效。混合主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为实现两种要素的结合增效,立法者必须进行司法成本考量,并努力构建两种要素的诉讼协调机制。相对于文化嵌入问题而言,混合式审判模式中两种因素协调的配置技术始终应当是刑事诉讼法学首先要面对的前置问题。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建构——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视角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黄金裁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在限制公权力、保障被追诉者诉讼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历经两次大修,但仍没有在立法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沉默权等制度构建缺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技术侦查手段规定的不尽完善,导致该原则仍无法充分发挥其制度理性。转变传统诉讼理念,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入法、构建完备的立法体系,细化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真正理性的无罪推定原则,才能确保诉讼主体,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再被虚置。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检察预审论:批准逮捕制度的程序化与检察机关角色的转变

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批准逮捕机制有从司法行政化转向司法程序化的制度变迁需要。尽管这种程序化的变迁在立法层面仍然未能提供细致操作的清晰样本,但结合现代刑事程序法治理论仍然可以发现,批准逮捕程序的正当化已经是指引、评价逮捕制度、羁押制度乃至刑事诉讼整体制度的价值主轴;检察机关也一改纯粹的程序发动者角色而兼具程序监督者与程序仲裁者之双重身份,并逐渐具备中国法制度框架下或者中国法语境中     

加强侦查监督的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状,相对于整个诉讼过程而言,侦查阶段较为重要,而侦查阶段存在的问题也最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诉讼质量。因此,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过程中如何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不容忽视重要问题。     

新刑诉法实施给律师辩护带来的困难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入一个新的民主、文明、法制化的发展时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新刑诉法的实施，一方面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提高了辩护律...     

论刑事诉讼审判模式

刑事诉讼审判模式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关于刑事诉讼审判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已成为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司法机关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诉讼审判模式直接现制着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本文将就我国刑事诉讼审判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作初步探讨。我国1979年7月颁布的，并于1980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它对公正、客观地审理刑事案件，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     

欧盟刑事诉讼移管问题研究

诉讼移管制度是刑事案件管辖权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制度。文章以欧盟为主要研究对象,放眼世界,从刑事诉讼移管制度的内容发展,刑事诉讼移管与禁止双重追溯原则,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案,判决执行的移管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探讨了欧盟刑事诉讼移管对我国刑事司法合作存在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