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主体伦理学中伦理责任人的缺失——兼论海德格尔伦理学的实践特征

本文从海德格尔的视角出发,揭示出主体哲学背景下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特征,表明主体伦理学中的伦理主体,由于其非本真时间性结构的规定,只能局限于理论建构之中而无法真正获得自己的存在,不能真正面对他人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只有在对存在之领会的生存实践中,才能找到作为本己的、真正能够承担其行为的伦理责任人.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是在代表古希腊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其实体不仅保留着原子论和理念论否定现实感性而维持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而且也注入了经验的成份,并使经验的因素在事物的构成中起基础性作用。依据"实体"的不同性质实体的指向也发生着改变,在《范畴篇》中,实体分为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前者指个别事物,后者指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当对个别事物进行研究时,实体的指向是物质或质料实体和形式实体以及质料与形式的综合物,归纳起来实体具有四层含义:在范畴上,第一实体指的是个别事物;在原理上和定义上,第一实体是其所是的是;在认识上,普遍可以成为第一实体;在最初因上,神是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意义在于实体的划分蕴含科学与哲学内在的矛盾的分化;实体的指向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基调以及综合实体揭示的哲学人性基础。     

文学的真理性——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一直以来,学界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内涵及关系问题未达成共识.从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这个角度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都从模仿的角度界定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文学模仿无法做到揭示理式世界中的真与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学模仿应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两者在构建文学无法达到真理这个结论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真理性仅在被展现的过程中才真正地存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质疑文学在模仿中达到真理的可能性,但并未否定模仿本身以达到文学真理性为前提,文学的确是模仿事件,但同时也是模仿性的再创造事件,文学的真理性能够在模仿中自我表现.     

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音乐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在当代音乐发展的走向中仍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文化中的单极思维造成的对"音乐资源"的无限"开采",有可能给音乐的未来发展带来不良后果,使音乐的和声与曲式构架遭到彻底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能避免这两种极端,对音乐的未来发展或许有一些益处。     

环境伦理学中从“是”到“善”的转变

从是到善的转变,即把事实与价值联系起来的原理,在环境伦理学中非常重要,其要点是:第一,对于非人为的善而言,只有那些把善作为对生物实体的善才是合理的从是到善的转变;第二,对无感觉的生物实体的善有益于其自生功能;第三,生物实体的外生功能有益于相关实体,其外生价值一般大于自身价值;第四,合理的从是到善的一般原理就是关怀大自然(包括生命与非生命)中非人为的善的领域。     

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追求普遍主义的"正义",恢复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同时又给予个体足够的关注。哈贝马斯的正义是包容他者的正义,其自身包含了正义的他者——团结。正义与团结构成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双重特性,但这一特性受到了霍内特和后现代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普遍的语用规则不可能真正关涉到主体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包容他者,在哈贝马斯那里正义与团结并没有真正结合。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用实践哲学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应涵盖其思想的前后期.然而,作为前期代表作的<真理与方法>在这方面所占比重和篇幅很小,以致人们很难将它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其实,伽达默尔这部经典本身就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它集中体现于该书第二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学的现实意义"一节中.此节包含作者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解释学的解读,可视为<真理与方法>的核心,它奠定了伽达默尔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并影响到其后期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     

《周易》之“德”的伦理学诠释

道与德是《周易》的两大核心范畴。长期以来,学界以易道为核心,侧重对《周易》之道的研究,而对德的研究阙如。在《周易》所展现的伦理秩序中,德完成了由目视于途向德性之义的转向,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性化的过程。德不仅将时间因素摄入其中,表明执守德性的重要性,而且表现出政治伦理特质,从君子之善和制度之善的角度说明修德敬业地践行德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市场交易契约的内在道德完备性——亚里士多德、交易公正、“正名”

哲学家历来对市场契约的道德性抱怀疑态度 ,认为必需从“外面”引入“高级”的道德而且往往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交易公正”理论入手 ,论证市场契约本身具备足够的道德性 ;并且 ,通过考察儒家文化中的类似道德观念 ,说明我们的看法具有普遍意义     

市场交易契约是道德的根?——也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公正观，兼与摩凯恩教授商榷

本文在考察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易公正的有关论述的前提下 ,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确实有可以导出把交易公正看成是所有道德的根的说法。但是深入挖掘下去 ,可以发现他远远没有如此肯定市场交换及其特有的“道德逻辑”。我们应当由此把握涉及古典性价值与现代性价值的一个根本区分     

法律论证的逻辑立场及其方法——基于伦理学方法对“彭宇案”的探讨

通过对真性、正当性和合法律性的把握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客观性。真性是法律论证的逻辑出发点,正当性则是决定法律论证的重心,合法律性本身就体现了正当性。正当性由真性决定,但是具备真性并不意味着具有正当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正当性可以对真性进行修正。因为"善"是无法定义的,把握正当性不能从"善"的标准直接获得。无论是对客观性的把握还是对"善"的获得都需要通过论辩,从而得到可接受的司法判决。     

“他者”与气候变化问题伦理学的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各种政治较量和利益权衡中正逐步遮蔽其深层次伦理关切,导致了各种决策、理论的功利性和盲目性。作为＂他者＂的伦理关系始终没有出现。梳理西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传统和现代＂他者＂思想,将为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思想渊源,探讨当今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提供基本线索。     

论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兼与亚里士多德比较

先秦儒家的权法可以归纳为三种:权宜、权衡、权变。三种权法的性质各异:权宜以适应、灵活性为主,权衡以比较、选择性为主,权变以反常、创新性为主。三种权法的功用大体上相近:既能为个体拟定行动方案,又能为群体创建或革新文化制度(礼)。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体现了古圣哲孔孟荀等人卓越的实践智慧,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公道思想比较也颇多相通之处。     

道德价值的理性建构——兼论当前伦理学科的发展

道德价值是道德本质的真正体现,对于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具有根本性和终极性的意义。现代伦理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道德价值的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伦理学的发展与社会道德的进步。建构起公正与幸福的道德价值,可以生成内在的激励机制,促进个体道德的提升、增强规范伦理的有效性,可以促成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的统一。人类为实现幸福的公正而制定的规范才是真正的道德规范,人类为实现公正的幸福而完善的德性才是真正的美德。     

亚里士多德的■υσ■α与韩非的“理”的比较研究

■υσ■α是古希腊词,是系动词的现在分词/动名词形式,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称事物的本质。在《范畴篇》中,它被分解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是主谓句(系表句)的主词,第二实体是宾词。第一实体指一个具体物,第二实体又被分解为表示属性的种概念和属概念,于是,“种概念加属差”就成了确定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篇》(旧译《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引入了“质料”概念,并用“形式”和“缺失”的对立来说明形式如何借质料而成就现实之物的本质。他还用“四因”说明事物变化即从潜在状态变成现实之物的原因。由此,回应并弥补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某种物质作为事物本原、巴门尼德主张事物本质不变,以及柏拉图以范形为事物本原的诸多观点中的偏蔽。“理”是战国中后期广泛使用的带有理论性的概念,韩非用理来说明具体事物的本质。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用稽来说明道和理的内在联系。稽有合、当之义,但它不是一般的合、当。它有停留、形式、考查、计算等理性化的含义,与法家的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颇为一致。韩非宣称,道整合所有的理,所有的理都集合于道。按逻辑,所谓合,从相反的方面看,就是分。韩非的意思是说,万物皆有道,这是万物相同...     

“间距”/“之间”的能量——兼论中国古典美学之于朱利安的启示

朱利安的间距/之间植根于法国解构思潮,它是当时法国哲学家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间距如何在精彩纷呈的法国理论中脱颖而出?这得益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启发,异质思想的催化使间距点石成金般地获得了全新的理论意义。间距意味着拉开一段距离,在未思之处发现他者,反观自身。间距的能量为何?它可以破:破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等一切僵化固定的思维模式。它更可以立:可以游刃有余(通畅)、迂回进入(自由)、气韵生动(生成)。中国古典文化经朱利安的调剂加工,成为批判西方思维的理论资源,同时,中国古典美学也因此被重新照亮和发现。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