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论争与发展

"不可靠叙述"是当今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热议和争论,在国内叙事学界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从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在研究路径上梳理了从布思到费伦的修辞方法,从雅克比到安斯加·纽宁的认知(建构主义)方法,以及试图综合"修辞—认知方法"的学术尝试;分析了每种研究方法的实质性特征及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构正确理解不可靠叙述的思维,并对这一论题的未来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不可靠叙述之比较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并产生了修辞研究和认知(构建)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本文试在修辞研究的视野下比较《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的不可靠叙述,并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呈现出相同的审美特征,即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而这三个特征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又产生了契合,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叙述效果,深化了批判的主题。     

论演示类叙述的“真实”与虚构

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乃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两个范畴。演示类叙述作为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其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容易致使人们搁置或漠视叙述框架,甚至将一切还原成经验事实。通过考察演示类叙述的展示、即兴与不可预测、受述者参与、非特有媒介等体裁特征,可以将虚构变为真实的种种可能揭示出来。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迷茫的告白——中国第六代电影的叙述行为研究

百年中国电影史将无法回避第六代的存在,十多年来第六代在故事主题、叙述手法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从时间上来看,它持续的时间比作为一个群体的第五代电影还要长,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与第五代相比,第六代更加注重叙述行为的标新立异:钟情于第一人称叙事和客观视点,表现开放的空间,夸大时间的变化,以及大量使用复调叙事来结构影片,结尾通常是开放性的.第六代的叙述行为与审视、探询、思考而又迷茫的第六代电影文化互为表里,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的表征.     

马克思辩证法的“叙述方式”及其特殊呈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反思资产阶级基于理性观念所展开的宏大叙事,确认观照现实实践的“叙述方式”对辩证法在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在驱动作用。伴随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揭露出庸俗经济学家将辩证法先验规定成专制性叙事来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实质,澄明了辩证法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现实力量的理论意义,并恢复辩证法作为社会历史总体推演、自我超越、感性实践以及突显本质与意义的四种“叙述方式”。为唤醒人们在现存社会中所具备的辩证本性,敦促人们通过辩证活动在社会生产中不断积聚本质性力量,马克思辩证法的“叙述方式”采用了“隐喻式”的独特表达。     

“戏中戏”的符号美学分析——一个符号叙述学的视角

“戏中戏”手法在戏剧、影视、小说等多种媒介艺术作品中广泛使用,但“戏中戏”一直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概念。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重新定义“戏中戏”及由此延伸出的“X中X”概念,可以发现,复杂“戏中戏”是一种自我指涉式的叙述分层——嵌套分层。根据主次叙述层之间的符号结构关系,嵌套分层又可细分为聚合式嵌套、螺旋式嵌套和连环式嵌套等三种基本类型。聚合式嵌套是将文本组合段上的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出来,形成一种平行的嵌套结构;螺旋式嵌套的诸嵌入层间存在螺旋上升的缠绕关系,后一个嵌入层以前一个嵌入层为基础展开;而在连环式嵌套中,嵌入层和被嵌入层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物跨越边界,不断出戏入戏,搅乱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隔。嵌套分层为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作品带来时间和逻辑的悖论,造成现实与虚构的混淆,具有独特的符号美学特征。     

困境与超越——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策略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不断遭遇叙述困境,于是她不断转换叙述方式与策略,努力实现对困境的超越。早期小说采用独语叙述,感受深切而格局略嫌狭小,"流逝岁月"系列小说转向全知全能的客观叙述,表现逼真但欠缺必要的情感冲击力。此后,王安忆小说一度呈现出理性的纯叙述姿态,小说形式却走向坚硬。9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凭借自由状态的无名叙述策略使小说的感性与理性得以很好地结合。在此过程中,王安忆始终以寻找故事唯一的叙述方式为叙述原则,从而达到对叙述方式的理想建构。     

殖民地时期印度法律的文学书写——泰戈尔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的法律内涵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法律是英国法律与印度传统宗教法及地方习惯相冲突和妥协的产物。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法律移植过程中,印度教种姓社会内部出现的危机,农民和低等种姓在新土地法的规定下面临的生存压力。通过小说中对两代婆罗门地主形象的描写,泰戈尔运用“不可靠叙述”和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描写,表示了对印度法律改革的忧虑与思索。     

俄苏文化与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二重变奏

蒋光慈的革命叙述中既有基于革命者视角,认为革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革命的进步与必然的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又有诗人视角折射下深情关注个体生命悲欢的生命话语。宏大叙事和生命话语相互交织,形成了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丰富层次。这既是他对俄苏文化亲和力的表现,也揭示出蒋光慈的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与俄苏文化的种种关联。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比兴:中国文学中政治诉求的叙述策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之一

文学中如何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使其既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又实现教化功用,是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实现文学与政治的有效联姻,中国古代选择比兴的方式。比兴是中国古代言志缘情时找到的最好叙述方式,也是表达道德判断和政治诉求的最好方式。     

也说“不听”

质疑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一文文献证明:"不听"作"不允许"义在先秦就已出现,汉魏以来继续沿用,并不是始见于西晋。由于"听"有"允许"义,"不听"就产生了"不允许"义。     

史铁生: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

史铁生的残障生存造就了他独特的小说精神。他的小说常常弥漫着深刻的绝望和虚无感 ,作者把个体的痛苦体验转化为对整个人类和世界的观照 ,探讨关于死亡、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命运与社会抗争的过程和意义。在绝望、虚无中获得生活的信念和激情 ,获得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索 ,是史铁生小说的基本品格 ,这使得他的小说总是充满着澄澈、寂静的意味 ,它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 :思的世界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上)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采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间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下)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来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问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哲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研究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多角度研究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能准确地说明语言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内容与形式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个方面,语言自然也不例外,也必然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语言的内容就是该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信息,而形式则是表达这种思想的语音、文字符号及语法体系。内容和形式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使内容和形式成为两个可以分开的层面,从而使一种语言表达的思想、信息与表达此种思想、信息的语音、文字符号及语法体系分开,使语言之间的翻译有了基础,一种内容有多种形式的表达,进一步说明了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行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又是统一的,使内容与形式又难以分开,从而产生不可译现象,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进一步说明了语言之间的翻译还存在着不可译现象。在翻译中,可译的是内容,内容的不可译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可译的是形式,形式的不可译是永恒的、绝对的。     

生命价值观下的“同命同价”与“同命不同价”

我国目前正处于通过创制及健全相关民事立法——侵权责任法来积极应对各种事故导致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的关键时期。几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侵权死亡赔偿的一个司法解释引发了社会上“同命同价”与“同命不同价”的激烈争论。生命双重价值观命题的提出对于理性回应“同命同价”与“同命：再同价”的质疑及剖析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自我指涉”:柯马丁对《诗经》的解读

柯马丁解释《诗经》的策略不同于汉儒的历史化、宋儒的伦理化以及现代学人的抒情化的方式,他运用自我指涉概念将平面的文本解读为生动的仪式搬演,奇迹般地把我们带回诗乐舞合一的原始语境.柯氏认为诗歌是不断重复的仪式表演,重复生成了诗歌赖以解读的模式化语境,进而可以通过音韵、代词、嘏辞、模式化套语等形式分析确定诗中不同的表演身份,而诗句是表演者的话语或动作,这样仪式表演场景得以展现.接受者视角使仪式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指涉性,这也是异于传统自我指涉概念之处.不过,柯氏理论尚未解决叙事性较弱之《国风》的解读问题.他虽然关注到了接受者以及同一首诗的不同历史阐释并存的现象,但并没有继续深入.我们尝试打破文学领域中自我指涉限于文本的成规,指出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自我指涉和读者自我指涉的存在,这有利于解释《诗经》的复杂性.     

“不可行性论证”问题刍议

政府决策无不面临利益扭曲、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等致偏因素,再加上中国自身特殊国情,迫切需要在＂可行性论证＂的同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相辅相成。为此,要大力促进＂不可行性论证＂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可行性论证＂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要避免议而不决,避免矛盾分裂,维护领导形象。＂不可行性论证＂不是万能药,实现科学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建立决策回避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加强决策监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