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论争与发展

"不可靠叙述"是当今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热议和争论,在国内叙事学界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从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在研究路径上梳理了从布思到费伦的修辞方法,从雅克比到安斯加·纽宁的认知(建构主义)方法,以及试图综合"修辞—认知方法"的学术尝试;分析了每种研究方法的实质性特征及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构正确理解不可靠叙述的思维,并对这一论题的未来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不可靠叙述之比较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并产生了修辞研究和认知(构建)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本文试在修辞研究的视野下比较《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的不可靠叙述,并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呈现出相同的审美特征,即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而这三个特征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又产生了契合,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叙述效果,深化了批判的主题。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上)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采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间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下)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来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问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虚构叙述与开端结尾

叙述的开端和结尾都是叙事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很有趣的话题.毕竟任何叙述文本都需要一个开端和结尾,文学文本中尤为重视.人类需要故事,而绝大多数叙事作品也十分重视故事的讲述,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相对的开端和结尾,叙述也总在开端或结尾处开始.     

论演示类叙述的“真实”与虚构

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乃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两个范畴。演示类叙述作为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其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容易致使人们搁置或漠视叙述框架,甚至将一切还原成经验事实。通过考察演示类叙述的展示、即兴与不可预测、受述者参与、非特有媒介等体裁特征,可以将虚构变为"真实"的种种可能揭示出来。     

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聚焦性

聚焦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外叙事学家无不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任何媒介的叙事,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只能照亮虚构世界中叙述者所聚焦的那部分,而没有被光束照亮的黑暗部分实际上更加广阔。聚焦使得虚构世界的某个侧面获得最大限度的放大和前景化,从而更好地强化叙事中的认知能力、情感共鸣和价值判断。通过细读叙事文本,读者能够感受、认知其中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引发他们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跨界取譬”传统鸟瞰

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人们常常跨界性地攀附或援引史传、古文、绘画与戏剧等诸文类的专门性术语,以裨补难以自足言说的缺憾,从而形成"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这种批评传统既针对叙事文本,也针对写人文本。针对写人文本的各种批评术语又常常围绕两个关键词形成会通:一是小说与绘画、古文、戏剧等诸文体所共享的"代言"理论,二是凸显传统小说人物角色表演特征的"态"这一重要范畴。这种传统小说批评既有利于评论者便捷地阐释与评批小说文本,又有益于读者准确地理解并把握小说较之绘画等其他文类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文体优势,还便于当今研究者据此顺藤摸瓜、探本求源,以更好地清点或整理中国的叙事、写人传统。     

福克纳作品中的视阈空间——以《喧哗与骚动》中班吉的叙述为例

加布里尔·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认为,视阈是最复杂、最抽象的概念,涉及读者的阅读解码和心理感知,是读者阅读时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个人记忆回溯的综合体验,是主观与客观空间的结合.以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的叙述为例,可以看出作家取消了表示时间的引导词,而以空间的场景相对应,由此来构造叙事的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立体图像,从而彰显了空间叙事的重要意义.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叙事话语的比较

"展示"与"叙述"是文学创作的两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判断一部作品的叙事话语是"展示"还是"叙述",一方面要看作者创作时是否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还要看作者对叙事对象是否进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因为,"展示""属于通过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而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小说文本恰恰具备了"展示"这种话语类型的文本特征.所以,我们说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都是以"展示"为主要话语形式的文本创作,二者在叙述话语上具有可比性:对叙事对象都进行"隐匿式"的文本叙述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     

《上帝的玩笑》中的叙述人称

《上帝的玩笑》是以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进行叙述的。第一人物叙述的第一个特征是,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是合二为一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对叙述者主观性的影响。它可使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现。这种叙述展示出叙述者的所思、所想、所为,使读者可以接触到主人公、叙述者,同时又是小说家的思想和情感。这部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叙事角度的独特性。     

马克思辩证法的“叙述方式”及其特殊呈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反思资产阶级基于理性观念所展开的宏大叙事,确认观照现实实践的“叙述方式”对辩证法在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在驱动作用。伴随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揭露出庸俗经济学家将辩证法先验规定成专制性叙事来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实质,澄明了辩证法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现实力量的理论意义,并恢复辩证法作为社会历史总体推演、自我超越、感性实践以及突显本质与意义的四种“叙述方式”。为唤醒人们在现存社会中所具备的辩证本性,敦促人们通过辩证活动在社会生产中不断积聚本质性力量,马克思辩证法的“叙述方式”采用了“隐喻式”的独特表达。     

“戏中戏”的符号美学分析——一个符号叙述学的视角

“戏中戏”手法在戏剧、影视、小说等多种媒介艺术作品中广泛使用，但“戏中戏”一直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概念。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重新定义“戏中戏”及由此延伸出的“X中X”概念，可以发现，复杂“戏中戏”是一种自我指涉式的叙述分层——嵌套分层。根据主次叙述层之间的符号结构关系，嵌套分层又可细分为聚合式嵌套、螺旋式嵌套和连环式嵌套等三种基本类型。聚合式嵌套是将文本组合段上的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出来，形成一种平行的嵌套结构；螺旋式嵌套的诸嵌入层间存在螺旋上升的缠绕关系，后一个嵌入层以前一个嵌入层为基础展开；而在连环式嵌套中，嵌入层和被嵌入层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物跨越边界，不断出戏入戏，搅乱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隔。嵌套分层为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作品带来时间和逻辑的悖论，造成现实与虚构的混淆，具有独特的符号美学特征。     

“省略”折射出的魅力——析海明威《杀手》中的“八分之七”

以语言风格简洁、洗练著称的美国文学大师海明威,在美国文坛上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在他的许多杰出作品中,《杀手》是一篇能代表海明威文体风格的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在目睹罪恶以及人性的冷漠和绝望后,变得更加成熟的过程。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成功地运用了简单的人物对话、简短的叙述以及重复效应等叙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叙事模式中,作者巧妙地把握了"省略"的尺度,在删除一些信息的同时留下必要的线索,让读者有章可循,通过细读文本发现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海明威在创作《杀手》时运用的"省略"策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这位文学大师笔下隐含的匠心独运,走进那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空间。     

俄苏文化与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二重变奏

蒋光慈的革命叙述中既有基于革命者视角,认为革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革命的进步与必然的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又有诗人视角折射下深情关注个体生命悲欢的生命话语。宏大叙事和生命话语相互交织,形成了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丰富层次。这既是他对俄苏文化亲和力的表现,也揭示出蒋光慈的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与俄苏文化的种种关联。     

“动物”的隐喻:关乎人与自然的诗性叙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一类母题类型研究

本文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当中的一类——"动物叙事"文本作为考察基点,在人与自然的视域内探讨该类文本中把动物作为自然象征母题的两种类型表达,即: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和谐;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对立。在动物自然神话历史观念的潜隐诱发与现代思维理念的熔铸下,达成对动物原型意蕴的现代叙事学意义上的价值阐释,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对第一种模式类型的深入探究,进而归纳出其表现策略、叙述格局、情节结构与价值规约等重要类型特质,并最终从主述模式的角度确证"斗争+和解"("劲敌+友伴")作为该类动物叙事创作的深层结构的规约性作用,从而彰显出当代"动物叙事"这一类型写作特殊的存在价值与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语-图"互文之中叙述主体的生成及其特征

本文从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叙述媒介的各自特征及其互文关系入手,重新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有关叙述主体的诸问题,尤其着重分析了"语-图"互文语境中叙述主体的生成特征及其所影响的中西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一研究不仅弥补了西方叙事学有关"叙述者"问题的研究缺失,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叙述美学拓展了一个新的视界。     

近乎无事的悲剧——论20世纪末短篇小说中的一种悲剧叙述形态

在20世纪末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一批优秀的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到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从这些有关“底层叙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得不毁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找不到自我”三种悲剧形式。这些小说完全从日常琐屑的小事入手,不刻意制造大起大落的冲突,让读者从近乎无事的平凡中体会到悲剧性的人生感受。     

困境与超越——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策略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不断遭遇叙述困境,于是她不断转换叙述方式与策略,努力实现对困境的超越。早期小说采用独语叙述,感受深切而格局略嫌狭小,"流逝岁月"系列小说转向全知全能的客观叙述,表现逼真但欠缺必要的情感冲击力。此后,王安忆小说一度呈现出理性的纯叙述姿态,小说形式却走向坚硬。9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凭借自由状态的无名叙述策略使小说的感性与理性得以很好地结合。在此过程中,王安忆始终以寻找故事唯一的叙述方式为叙述原则,从而达到对叙述方式的理想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