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要完善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提供保障;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论警察法治思维的现实表征与修复路径

当下的警察法治思维的基础还不是完全循于法治,而是一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法律思维。司法直觉与法律思维的叠加、行政思维和特权思维夹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平衡离析了法治思维的表达,使得警察执法带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和程序主义的表征。以合法性思维为前提、以权利思维为替代,融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要素,关乎警察法治思维的实践导向,亦有助于当下警察执法思维的有效修复。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治和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治的观点来透视依法行政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在我国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法治的原则 ,包括人民利益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平救济和道德生成原则。符合法治理念的依法行政是这些原则的普遍化。由于依法行政的深入 ,为人民服务因其政治学和法学的意义及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成为我国依法行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行政控权因其法治的本质特点成为依法行政的根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平等成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     

关于行政越权的理论探究

由于学者们关于行政越权的研究所取角度比较混乱,加之近几年几乎无人再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由此使法学界对行政越权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从中国法律和法治实践出发,通过借鉴英、法、美等国的法治经验,行政越权应被界定为行政主体超越其行政职权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常表现为行政主体侵犯司法裁判权和越权行使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以及越权行使其他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对于行政越权,行政相对人可通过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求原行政主体、上级行政主体或人民法院撤销越权行政行为,其撤销是否溯及既往可视具体情况决定。     

行政裁量及其控制——以说明理由为分析视角

20世纪以来随着能动行政的发展,行政裁量权广泛存在并成为契合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必备工具,严格法治主义的破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过于宽泛的裁量权对法治又是一种切实危害,要想保证行政裁量运作的正当化和确定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它的滥用.说明理由作为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提供了通过行政过程规范、控制行政裁量的新机制,发挥着增进裁量的理性、促进裁量的确定性、提高裁量决策透明度以及推动行政合作、提高行政裁量决定可接受性的价值,是良好行政的开端.行政裁量之理由说明包括事实认定与规范考量两个层次,但行政主体必须将说明理由贯穿于整个裁量过程,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裁量活动的结果--裁量性行政行为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成熟且不断发展、完善的法学课题之一。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要反映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在各国行政法治中的实践，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的分析，指出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法律程序。     

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质疑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律调整目前在中央层面上还是立法空白,但一些地方率先已有一些零星立法。从这些地方立法中我们发现,关于行政决策作出的模式几乎都采取集体讨论决定。这一模式可能有它优越性的一面,但依行政权行使的特性、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程序的法治要求等而论,应当说都是不契合的。它会降低行政效率、纵容行政懒政、淡化行政程序、制约行政问责。为此,我们认为,行政决策的作出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但不能够由集体进行决定;可以让相关主体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但参与权并不等于决定权。     

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中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缺一不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领导体制受到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权力机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断进行探索与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在执政党主导下的行政领导决策民主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领导体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探索,到21世纪民主与法治二元取向协同推进的行政领导体制改革路径形成。梳理、分析和总结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民主法治取向的历史轨迹,有助于理清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更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     

法治政府与行政判例

法治政府的首要特质是行政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和控制,而司法审查是实现这种监督和控制的重要措施.法治发达国家大多通过司法机关创设行政判例,为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行使提供成文法以外的依据.为政府进一步增强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拓展空间,从而取得单靠成文法无法达致的效果.中国的行政法制亦应改变独尊成文法的传统做法,把行政判例纳入行政法制之中,并使之成为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石.     

行政法视野下公众参与的法治意义

行政法治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在行政法治领域,公众参与对于保证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维护和增进公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反思——基于公私法关系区分的考察

关于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差别,民法学界认为二者在性质上分别是“不平等”与“平等”的,而以平衡论为代表的行政法学则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在总体上应该是平衡的.这种认识分歧的根源在于从描述层面向规范层面的跃进,《民法通则》关于平等主体的规定应该是描述性质的,旨在解决调整对象的问题,而不应以此作为法律关系性质应然的判断标准.行政法与民法之分所强调的命令服从关系,其背后的理由只是职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差别.这种差别应该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理解,而不应将命令服从的性质夸大为等同于行政法本身.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

法治文化奠定了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重视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培育城市法治文化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法治文化的关键在人。在建设城市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并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     

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实现公民监督政府的宪法权利、促进政府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近年来,随着行政公开化的推动,我国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还存在许多问题: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参与的决策动议权缺失、参与的范围不够明确、参与的方式较为单一、公众提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尊重等,表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亟待法治化.因此,要检视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得失,尽快构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这是我国当前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