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会意论

王安石《明妃曲》的诞生震动了当时文坛,其惊世骇俗的立意引发了历代学人的关注与论争.嘉祐名流普遍持赞赏态度,纷纷加入唱和,这与北宋中期以来求新求异的文学创作风气、嘉祐宽松的政治语境、诗歌自身的策略化表达有关.持异议者主要批评其立意与中原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相冲突,有背君父之恩等败坏人心的恶意.此种局面实际上是宋代党争战场扩大化并蔓延于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忽视诗歌整体语境而作出的臆断.王安石希望通过一场大幅度、立体的革新帮助宋王朝渡过开国以来的多重危机,然而两番上书均遭宋仁宗冷遇.因此,其借《明妃曲》发抒君臣相知之难的感叹是很自然的,这一主旨也是《明妃曲》引发历代共鸣的根源所在.     

一枝独秀领风骚 推陈出新占鳌头——评王安石《明妃曲》及其唱和诗

从历史到文学,王昭君的形象在不断发生演变。在宋代以前的诗歌吟咏中,昭君以悲其远嫁、怨其不遇的悲怨形象占据诗坛主流,并渐渐凝定化。然而宋代王安石所作的《明妃曲》二首彻底颠覆了这一久已形成的传统,昭君形象从此发生了质变,从一个情绪化特征比较明显的悲怨形象转化为坦然接受远嫁、冷静面对人生变幻的理性形象。《明妃曲》一出,唱和之作迭起,当代文坛大家自摅胸臆,各擅文采,借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无论是原作,还是唱和之作,诗人们的理性思考深深印在诗篇之中,宋人尚理也随之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也谈王安石《明妃曲》

文章从《明妃曲》的思想艺术、时人及后人的不同评价以及结合昭君出塞的史实和传说,借历代文人的吟咏,从王安石借此想表达的思想主题等方面综合进行论述分析。     

阅读视野嬗变中的王安石《明妃曲》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的阐释里程,可厘定为历史批评(诗旨)和美学判断(诗艺)两条线索。解读的重点在于备受争议的“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句。梳理、辨析《明妃曲》迄今为止的接受史、文本解读上的歧见或多义性阐释实际上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阅读视野的嬗变史,因为理解本身就是读者的主观性反响和文本的客观性存在二者的交互作用,故而,《明妃曲》的阐释实际上即成为姚斯所说的一种“当代的存在”。但不管每一时代的读者怎样试图求得确解,都有其阐释的局限性。     

“新学”语境下的宋代昭君诗——以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为例

王安石的《明妃曲》在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史上堪称一座里程碑,其独树一帜的见解和颠覆性的议论引起后世学者的巨大关注和纷纭褒贬。从表面看,此二首诗是关于汉代王昭君人生命运的感叹和千古文人命运的思考,但从本质上言,毋宁说是作者对君臣师友关系追求而不可得的感喟,且一定程度体现了王安石独特的哲学思想。将他的《明妃曲》置于新学的背景下予以审视观照,或许有益于对此二诗的内涵做进一步深入理解。     

拉威尔练声曲《哈巴涅拉》的艺术特色与歌唱演绎

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音乐会练声曲《哈巴涅拉》以简洁而多样性的旋律表达了含蓄的情感,具有结构明确、织体清晰、和声运用独特等特点,是印象主义风格和巴哈涅拉舞曲风格的巧妙结合。该作品对于实际的声乐教学与演唱,并对于歌唱的专业性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声乐训练价值和艺术指导意义。     

论《尼伯龙根之歌》中骑士精神的独特性 —— 与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四大英雄史诗比较

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四大英雄史诗中,《尼伯龙根之歌》展现的骑士精神有其独特性。与其他三部相比,它既没有护教和爱国的内容,也没有表现英雄们的无条件的勇猛和忠诚。《尼伯龙根之歌》成书晚于其他三部史诗,作品中却没有以主流骑士精神为准则的骑士形象,反而具有较多的蛮族气息。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基督教接受史、漫长的民族和国家形成史、作者独特的社会生活观念都与《尼伯龙根之歌》中骑士精神的独特性相对应。     

诉说与对话:论《离骚》艺术运思的独特性

屈原的《离骚》多层次多角度、循环往复式使用了“诉说与对话”的运思模式,在这种运思方式下,包容了抒情、叙事和议论等多种表现方式,构成了《离骚》一文独特的艺术结构方式;而这种运思方式又是诗人主体意识及其艺术个性的一次自然的外化,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的基因,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     

自然的旋律 ——浅谈莎红《边寨曲》的节奏美

莎红的晚期作品《边寨曲》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民歌素养,走出了一条将诗歌的外形节奏和诗人的情感节奏融合起来的创作之路。《边寨曲》的外形节奏,表现为基本整齐的诗节,参差不齐的句式,富于变化的声调,而从诗歌反映出来的情感来讲,节奏实际上就是诗人情感的流动:情感激越,节奏就快,诗中仄声就多;情感舒缓,节奏就慢,诗中平声就多。莎红的探索,为新诗沿着民族化,现代化的道路健康地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笔酣墨畅写精神——论马书林的水墨戏曲主题艺术

这些年来,马书林先生的新作不断在各种艺术展览中亮相,让美术界的同行和观众们看到了他鲜明的艺术追求和独特的艺术风貌,他在戏曲主题创作上所投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水墨语言探索上所展现的精神,对于我们思考水墨艺术特别是水墨写意的当代走向,很有激发的意义。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环境中,一位艺术家如何坚守艺术创造的原则,又如何探寻对已有传统的超越,如何在创作上反映时代文化的总体精神,又真实地彰显自我的个性,是今日美术研究需要不断分析与追寻的课题。从马书林的艺术历程中,可以看到一代中年艺术家所经历的文化变革与发展的进程,所经历的中国画的现代变革与当代创新的特性,把他的创作经验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比照,能够看到他在中国画艺术上所做出的创造性成果。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人格魅力

王安石本人的改革家素质是中国十一世纪那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得以推动的重要主观条件。改革家的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王安石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心忧天下、志在改革、勤于国事、清廉知耻、不溺财利酒色、不好官职、不为子女谋官等方面。他那崇尚名节正气的思想道德节操，对现代的改革者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论王士性《广志绎》内容编排的独特性

王士性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诗人,在其诸多成就中,其人文地理学造诣是最高的,其成就可与其同时的徐霞客、宋应星比肩,但因种种原因竟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达400年之久。历史究竟是公平的,400年后的今天他获得了应有地位,其影响也在与日俱增。王士性遍游当时两京十二省(除福建省外),其做官地点前后顺序变化与其在《广志绎》内容编排上并不一致。这种编排具有独特性,其原因有四:一、政治因素;二、王泽教化先后顺序;三、经济发展水平;四、文化发达程度。     

闲雅疏淡 散中有饬——汪曾祺小说《邂逅》艺术风格简论

<邂逅>写得和缓从容,散发着浓郁的绅士味道,作者眼中景、笔下情,不仅雅化了氛围、雅化了人物,还雅化了生活.并且,在作品的情调把握、精神追求和人物塑造上,都显现出作者闲雅冲淡、自然清逸的审美意蕴.在小说看似随便散淡的描写中,由于清晰的意识流结构、联想式蒙太奇手法以及精雕细刻的细节与场面描写的应用,又使整部作品呈现出杂中有序、散中有饬的风格特点.     

王安石的学术渊源考论

王安石的启蒙老师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三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上可追溯至孟子,下可从同时代的王景山、刘敞等人处窥见若干端倪。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觏,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与思想上的交流。     

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

学界关于唐人王昌龄的"意境"说,一向歧义互见,争论不断.本文试从佛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所谓"诗有三境",指诗有三种审美心灵品格与境界.从佛教美学角度分析,所谓"物境"、"情境",仅"物累"、"情累"而已.惟有"意境"作为"真"境,才是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之空灵的一种"元美"境界,在本体上,"意境"趋转于空与无之际.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王维的“一般艺术学”思想

王维艺术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中介,以艺术功能为基础,以艺术构思为途径,“打通”了诗、书、画、乐等诸种门类艺术。这种具有“一般艺术学”意味的艺术思想是王维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融合的反映,也是整个盛唐时代艺术风貌的呈现。王维的艺术学思想对当下“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