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立法价值效益优先论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属性 ,它本身是一种多重的体系。其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 ,应把立法的效益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效益价值的实质在于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它本身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并且以取得立法收益为目的。要实现立法的效益价值需要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各种立法资源并要考虑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     

立法建议与民主立法关系研究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人民参与立法是人民参政的重要形式。民主立法原则不能只以人民选举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体现,还要贯之于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立法建议就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基本方式,它还是法律正当性源泉之所在。立法建议和民主立法原则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法治背景下,前者是实现后者价值的必然规则。     

创制性立法的判定标准及方法探讨——兼论地方立法的分类

创制性立法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逐渐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更是一把帮助解决"法制统一"与"有效治理"、"立法保守"与"立法创制"、"必要创制"与"合法创制"等多重矛盾的钥匙。但学界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对此,首先需要明确创制性立法之"创制"内涵的多样性、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以及判断标准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法律文件的关联性、权利义务的创制、立法原则和目的三个标准,从法的名称、立法目的条款、立法根据条款等出发,按照一定步骤,对创制性立法作出判断,并以此将其划分成整体型创制、部分型创制和权利义务型创制、行政强制型创制。     

论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实现

真善美是地方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求真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它要求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求善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务求公开、透明与公众的参与.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结构美与语言美,前者以精细为美,后者以精确为美.     

战后世界能源形势与日本的能源安全——兼论科技发展对能源安全的贡献

本文所称的“战后”是指从1945年到2010年这段时期。1945年日本战败,开始了战后复兴时代。2011年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开始了灾后复兴时代（这是从经济意义上的时代划分．而在政治意义上日本“战后时代”仍未结束）。在长达65年的战后时代,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困难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石油供应黄金期;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能源安全稳定期;2003年开始的“第三次石油危机”。战后世界能源形势跌宕起伏的变化时而给日本能源安全带来机遇,时而给日本的能源安全造成冲击,而在抓住机遇和应对冲击的过程中,日本的包括自然科技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以致可以说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就没有能源安全的保障。不过必须提及的是,核电技术产业大发展,既为日本的能源安全做出了贡献,又给能源安全造成了隐患,这是日本政府不尊重科学、凭借政治意志进行决策的结果。     

碳中和目标下能源和经济转型中的能源安全因素

未来,能源安全将贯穿整个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分析我国在“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和能源安全的关联因素,能源安全的关切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从常规能源安全转向新的能源安全。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近期的能源转型中,我国将逐步构建以强有力的电力供应系统为支撑的高安全度的能源系统,实现“双碳”目标和大气质量目标,支持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长期的能源转型中,应逐步降低国际能源市场对我国能源市场的影响,推动国内能源市场主导能源价格,实现能源的高度安全。     

论立法的制度环境

立法是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立法的需求、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都受到既存制度的制约与影响。立法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宪法秩序,法律、政策等构成的正式规则,道德、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规则。宪法秩序决定了立法的创新空间,正式规则为立法提供了兼容空间,非正式规则则具有对立法修正与改造的功能。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论医疗纠纷的立法解决

通过对医疗行为和医疗纠纷的界定,将医疗纠纷的内涵和外延划分清楚。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的立法及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反思,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冲突,提出应当由国家权力机关采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对目前混乱的医疗纠纷解决依据加以规范。     

中国能源可持续安全：理念塑造、现状解析与路径构建

可持续安全倡导通过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四项原则的贯彻,实现以较低成本塑造安全的可持续状态,是破解“安全异化”现象的关键之道。能源可持续安全是在能源领域对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再发展,通过国际合作的开展以及国内层面的部署,塑造长期稳定的能源安全状态。当前阶段,中国的能源可持续安全现状,价格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化石能源波动性影响与可再生能源成本优势并存;渠道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国际渠道高占比与国内渠道快速发展并存;运输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国际通道风险长期存在与国内通道不稳定性并存;使用可持续安全呈现出由“低能效”向“高能效”的转变提升;环境可持续安全呈现出由“高排放”向“零排放”的转型过渡。中国应统合自身在国内能源消费市场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推进自身优势同能源生产主体需求对接、共同助推可再生能源的时空维度突破、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为着手点,为能源可持续安全的塑造打好必要基础。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刍论

随着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实践的深入发展,特许经营的模式被更多的地方政府所采纳。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立法较为欠缺,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权威的法律抑或行政法规对此行为加以规范。本文试从立法的若干具体内容、立法的结构体系两个方面对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立法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论区域立法联席会议机制

联席会议作为一项协调参加区域合作各主体间行为的有效机制,目前已被各区域合作主体广泛采用.由此,可将其引入区域立法实践中,用以协调区域内各地方立法职权主体间的行为.区域立法联席会议包括会晤型和磋商型两种类型,其运转各有特色,并在区域立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协调功能.这一机制可以为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交流提供平台,有助于消弭分歧、协调立场,进而推动区域立法的进行.受中国经济、政治体制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制约,区域立法联席会议机制的积极作用难以全部发挥,但我们应该对其有耐心和信心.     

中国古代立法文化论纲

中国古代立法文化以君主为核心,形成了君、臣、民共同参与的综合立体的立法机制;贯彻则天、伦理和民情的立法原则;以秩序、教化和无讼为价值取向;同时立法既有规范君主和臣民的实际社会功能,又具有昭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涵义;立法程序体现君主掌握立法权并在立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以修法辅助立法,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又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在律典中蕴含着强烈的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审美维度。     

论垄断、反垄断与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建议

垄断与反垄断一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门话题。本文在阐明垄断概念、危害和反垄断法本质、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的垄断特点、立法和立法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完善立法的若干建议。     

论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领域产生了一些利益集团,它们以各自的行为方式在政治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随着各类利益集团的发展,它们对政治活动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参与,对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方面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本文从立法的角度,阐述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