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神祇谱系与盐神信仰

由盐业人塑造的众多盐神构成一个庞杂繁复的盐业神祇谱系,它是盐业人开辟榛莽、艰苦创业精神的一种曲折反映,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和传承性。盐神信仰是适应盐业人精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神祇崇拜现象,反映了盐业人的理想、愿望和精神追求,也是盐业社会权威崇拜、英雄崇拜、祖师崇拜的一种折射。     

象征隐喻与传统再造——甘肃盐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民间信仰的复兴是宗教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再起源问题,它往往表现为人们动用象征隐喻重新塑造传统。甘肃盐神信仰的复兴表明,这种再起源与过去传统所浓缩而成的隐喻及具有多义性的象征化仪式展演密切相关。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从仪式走向信仰——端砚行业神崇拜复兴的田野调查

行业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类型.新中国成立前,端砚行业拜"伍丁"为师傅,每年举行祭拜"伍丁"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活动被取消,2006年复办.复办拜师节,祭拜仪式规模更大,但恢复的是仪式,而非信仰.仪式的恢复是走向信仰的起步.行业神崇拜所体现出来的祖先崇拜、尊师重道等传统观念对于复兴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有重要意义.     

从“土神”到“武神”: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通过对各类文集、方志、金石碑刻,尤其是元代新史料《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的解读可以发现,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时期,在南宋朝廷的不断敕封之下,汪王神才经历了从新安“土神”到忠义“武神”的正统化演变.进入元代,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行祠化”特征,并在元末出现了“宗祠化”趋势.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地方性,但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交错复杂的政治关系的体现,并见证了地方精英群体的发育过程及其内在的文化诉求.     

后神时代中的“神”——论当代基督教神学对尼采“神之死”的回应

尼采的神之死标志着作为父权化的权力意志主体之神的终结,尼采之后的当代神学诸如“神之死”的神学、生态神学、女权神学、存在神学对此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这种回应能否经受住费尔巴哈式的批判仍然是一个问题     

从《畏庐琐记》看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以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为例

林纾的笔记集《畏庐琐记》,反映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社会百态。文章以《畏庐琐记》所载之旗人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等民间信仰现象为例,利用方志、笔记等地方文献,分析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指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特定人群有自身的崇拜对象和信仰行为;另一方面,当面临人生的不确定因素时,民众会“随俗”走进祠庙,焚香祈祷。与向什么神祗祈祷相比,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顺利实现心中的愿望。     

从“神主形从”说到“略貌取神”观——道家形神观在汉魏六朝之变迁

人的“形”“神”当以谁为主呢？从西汉到六朝这数年之久的时间里,《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及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代表了道家形神观在这一时期的变迁。     

从自然崇拜到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

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界能力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古代 ,由于认识自然和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都极其有限 ,因而人类把自然界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加以崇拜 ;近代以来 ,由于科学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人类试图把自然界当作一种异己和敌对的力量加以征服 ;从 2 0世纪 60年代开始 ,由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随之诞生了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     

从“荒诞之感”到“死亡之思”——卡夫卡的“存在”之路

“存在”在卡夫卡那里具有了“信仰”的涵义 ,对他而言 ,“信仰”即“存在”。因此 ,他对信仰的追求也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在荒诞面前 ,卡夫卡选择了“自我”作为拯救之途的起点。从荒诞感出发 ,他进入了存在的“疼痛”中 :孤独之痛、伦理之痛、宗教之痛。最后 ,卡夫卡认为 ,真正的“天路历程”只能在自我的存在中才能展开 ,通往最高存在的道路只能通过对死亡的沉思才能获得     

“人神恋爱”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从《九歌》到《洛神赋》

人神恋爱主题在《九歌》中表现为单向的情感，造就出浓郁的悲剧氛围。汉魏以来，这类文学主题更受到推崇，其中曹植的《洛神赋》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吸收并继承了先秦以来人神恋歌这一文学传统，并结合创作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提炼升华出集“美与爱”、“神性与人性”于一身的审美形象，使这一文学母题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     

从“神霄丹宝”到“开圣丹宝”——再谈辽钱研究问题

在辽钱学界,长期以来把右旋读的“开圣丹宝”钱对读成“开丹圣宝”,并误认为是辽代开国钱或建国初所铸的流通钱,并以此为据把面文凡有“丹”、“贴”、“千秋万岁”等字的圆铜钱一律定为辽钱,给辽钱研究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是学风太差,人云亦云,辗转因袭者多,认真读书,深入研究者寡。本文把“开圣丹宝”放到“丹宝”系列钱中去剖析,目的在于为辽钱研究的正本清源工作抛一块引玉之砖。     

探寻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蕴——从“通德拉”之神判说起

"通德拉"即景颇族习惯法."通德拉"的神判曾经在景颇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位置.分析了"通德拉"的神判产生的原因、种类、特点,最后对"通德拉"的神判进行了客观评价,以期再现"通德拉"之神判维持"-3时景颇族社会秩序的功能.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

浙江“胡公大帝”的信仰作为一种区域性神祇信仰,已延续数百年,近年来,浙江各地关于胡公大帝的信仰又呈上升趋势,胡公庙的兴修层出不穷。文章对信仰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这一信仰圈对当地思想、文化、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概括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特性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区域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从巫到神灵:对孟津长秋村“大神”信仰的考察

孟津长秋村"大神"信仰形成的历史久远,信仰圈以村为核心,包括周边一些村落。长秋村对"大神"的信仰形式包括初一、十五的平日祭、一年一度正月十八的"大神"生日祭和遇旱灾、瘟疫等灾难时抬"大神"出游的"夸关仪式"。"大神"在和长秋村的民俗环境下产生,并由弱势信仰逐渐发展为强势信仰。"大神"的原型其实就是古代的巫。随着历史上巫术与道教的结合,巫逐渐上升为道教神灵。除"大神"信仰外,长秋村村民还信奉佛教、道教等。这种无明确宗教意识的多神信仰特征,这也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施爱东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对斯芬克斯式神象“编图”的破译

斯芬克斯之像，也就是人兽神神象，是原人迈向文明、走向自我途中留下的一个划时代符号，也是让今人百思不解的一个谜符。根据神象建构的规律，以及神象“三像”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的对应演进规律，可对斯芬克斯式神象，也就是人兽神神象的“编图”密码进行解译，得出的结论是：斯芬克斯式神象是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该神象的两种基本形式：“兽身＋人首”与“人首＋兽身”蕴藏“混我”内部演进的早晚两个状态。     

从“直观”到“概念”——论克罗齐对康德知识论的改造

针对康德知识论的内在困难,克罗齐对康德知识论做了三个方面的改造：首先,克罗齐视“直观”为独立的精神活动,而不只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其次,“概念”是“具体的普遍”,但不能脱离“直观的表现”;再次,“直观”到“概念”的勾连,蕴含着思维的“跳跃”。克罗齐试图借此克服康德知识论的想象力难题,以将“精神活动”作为对象纳入到其精神哲学中。恰当地把握克罗齐改造康德知识论的路径,不仅可能彰显出康德问题的思想史意义,而且亦能折射出西方哲学在近现代的转变逻辑。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