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辩护:从缘起到嵌入

源于美国的有效辩护理念和无效辩护制度已获得跨域性的发展,无效辩护制度是对有效辩护原则的底限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成了庭审阶段律师辩护的全覆盖,律师帮助或辩护的效果问题便随之而生。将有效辩护原则和无效辩护制度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能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量刑协商等关键环节起到支撑作用。有效辩护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在值班律师辩护职能、无效辩护证明责任以及律师制度的配套等具体机制层面进行完善。     

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优化刑事诉讼结构

本文从律师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天然紧密联系出发,论证了中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实然状态受现行刑事诉讼结构控辩不平等、审判不中立以及“审判”前置、侦查定调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完善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要首先矫正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失衡的状态,确保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辩护方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并对具体举措作了论证。     

指定辩护探析

辩护权是国家赋予被告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指定辩护是人民法院对一些特定情况下的案件或者某些特殊被告人当他们自己没有委托辩护人时 ,而为他们指定辩护人 ,出庭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及承担指定辩护的人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法制不断健全的进程中 ,完善指定辩护制度是必要的     

那些为高官辩护的人

时至今日,律师杨矿生仍能记起2009年12月22日11点45分,他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见到文强的第一眼,我还是紧张了。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下来＂。     

中日两国律师执业制度之比较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应适时作出调整。日本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经历了由严到宽的发展历程。律师业务范围辐射社会各个领域且呈不断发展态势,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我国2008年《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制度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的客观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有效路径在于:坚持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的立法思维,以立法及律师从业实践为切入点,理性地处理好立足我国国情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关系,同时,在立法层面做好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有益做法的确定、规范与完善工作。     

中国律师辩护权研讨

现代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注重惩治犯罪,保证社会良好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已有相关规定,明确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确立完善了一些相关权利。但从立法及司法操作来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存在立法缺陷,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律师披露前高官如何受审

2008年3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如此高级别的领导专案,律师辩护的意义有多大？陈良宇是否相信法律？最终为什么放弃上诉？审判前司法机关会不会给律师特别的交代？陈良宇辩护律师高子程近日接受了记者采访,披露了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受审的诸多细节。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制进程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辩护难"已人所共知.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块事实上的"洼地",如法律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重重阻碍.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专门保护者--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律师的阅卷权无法有效地实现,而与其权利受到很大制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法律责任过重,甚至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尽快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消除其与新修改的律师法之间的冲突,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     

略论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根据其成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分为有效婚姻和无效婚姻。无效婚姻即不符合结婚的法定要件 (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 )的男女两性的结合 ,不具有法律效力。然而 ,无效婚姻毕竟是在否定既成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刻板地坚持无效婚姻自始、确定、当然、绝对无效的话 ,就难免使得法律与事实脱节 ,给当事人中的弱者和子女造成极大的伤害。我国《婚姻法》适用解释 (二 )虽然对婚姻无效制度的内容做出了相关规定 ,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也予以了简单考虑 ,但建立一个完善的适应当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保护与制裁并重的婚姻无效制度仍是今后婚姻研究和立法的重点     

法律解释视域下的律师沟通之维

司法过程中法官分别对法律规范及事实作出解释,并在两者的循环往复中形成最终的法律解释。此过程并非法官的单向、孤立行为,律师也会参与其中。律师以利益导向性作出自己的法律解释,并以沟通的形式寻求法官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法官角色的多面性,以及法律解释所考量因素的多元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并非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沟通,律师与法官取得法律解释所隐含的社会语境中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的合意与认同,协助法官完成其对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解释,并通过抗辩式博弈进行法律论证,从而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更具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是否顺畅,亦是决定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     

试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新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使我国的婚姻制度更加完善 ,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此项制度 ,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研究

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推动公职律师制度在我国的尽快建立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需要,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文章在鉴较国(境)外公职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     

近代早期英国律师阶层的兴起及律师参政

十六七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法律规范开始取代宗教和道德规范而成为社会调节的主要手段,普通法律师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兴起的。作为诉讼的设计师和国家的管理者,在律师阶层的兴起和律师参政的过程中,普通法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有助于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善,并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行为能力制度以法的平等价值为基准,并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承载着法的自由价值、秩序价值等法律应当承载的价值。针对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我国现行法秉持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不仅遏制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自由意志,与《民法总则》确立的尊重被监护人自由意志的原则相悖,而且,为交易秩序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严重阻碍了法的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实现。对于以欺诈、胁迫等手段实施的法律行为,立法态度从《民法通则》的绝对无效主义,到《合同法》的折中主义,再到《民法总则》的相对无效主义的转变,提示我们,以相对无效主义矫正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弊端不失为最佳方案。     

对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从一则律师贿赂案谈起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加强,中国对律师的需求不断增长,由此,律师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队伍的建设、作用发挥以及社会地位提升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的壮大、发展与提高,律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醒目。然而,律师行业的发展与一些律师个人素质的培养表现出极不协调的现象:失信毁誉、道德失范、虚假宣传、争揽案源等,凡此种种,已经严重危及律师业的正常发展,如何构建律师职业道德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论治安拘留中的律师介入

文章对治安拘留中律师介入的意义,法律依据与保障、介入时机进行了探讨。     

大众文化的批判与辩护——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述评

对于"大众文化",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批判者认为其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是肤浅文化的同义语,是美国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入侵,是民间文化的灾难.辩护者则认为,对大众文化的这些非难关系到一系列价值标准的判定,大众文化和趣味标准不应由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来决定,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即终结了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传统的批判理论指责大众文化被框定在极度的消费主义之中,风格千篇一律的刻板单调和平庸陈腐,是无的放矢.大众文化或许同样可以对高雅文化说,它事实上什么也不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下层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一是逃避;二是对抗.两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都包含着快乐和意义的相互作用.在逃避中快乐多于意义,在对抗中则意义比快乐更为重要.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单一化的趋势,对人生深度、意义深度的消解,对艺术的神圣性、超越性的消解.     

析洛克对宗教宽容的契约论式辩护

契约论式辩护是洛克从政治合法性角度为宗教宽容提供的一种规范性意义上的重要论证:国家在宗教事务方面是否应当宽容、什么可以宽容、什么不可宽容,最终都取决于国家契约的本质和使命.这种论证体现了洛克试图超越宗派主义、探索一种公平宽容观的努力,不仅能够应对西方学界有关洛克的宗教宽容观缺乏道德考虑和普遍适用性等批评,而且对于当今的多元化时代也具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探析

北京律师公会的成立是律师群体正式形成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对北京律师公会原始档案的细致爬梳,对民国时期北京律师业的发展和群体结构进行实证考析,以期对北京律师的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性揭示,进而深入了解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