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东方国家职能与法律运行模式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运作状态,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运行模式.而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是通过其职能行使来体现的,所以国家职能的行使必然要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运行模式.传统东方国家因其行政职能的有限性和以法律为工具为其履行有限职能的专制统治职能服务,导致其法律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和法律根本发挥不了其应然的功用,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行政职能与法律的功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与法律功能、国家职能特征与法制模式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两个维度

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其实质内容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政治形式"。这种国家观颠覆了以往将国家作为一种契约、作为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浪漫主义思想,直指国家的阶级属性。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强调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性内容,忽视其形式性意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利于我们整体把握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事实上,"形式"与"内容"现代国家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稳定关系成为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探析

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类历史生存实践的深层根源,揭示了人本质上是类存在物,公共性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类实践公共性累积的成果,也是人类公共性发展的根本内涵与指向。与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认为国家(广义的政府)并不必然代表"公共性",国家虽然是应社会公共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名义上的"公共性",但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公共性"是"虚假的",其实质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消灭"阶级和国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达致体现真实公共性的"人类化社会"。     

试论国家调节市场

在我国,随着商品经济地发展,人们对国家的社会职能认识逐步提高,尤其是对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职能认识日益加深。国家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调节,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商品经济发展所实施的一种领导和调控。国家调节市场,是指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在宏观上对市场运行机制所进行的引导、调控、监督、使市场机制接着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运行。国家调节市场也属宏观控制范围。宏观控制,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总参数的控制,即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经济关系进行的控制。而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则是宏观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家调节市场对生产、消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一种结构视野下的分析（英文）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具体形态诸如公民认同、民族认同等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深入探讨"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和启示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国家视为公共性与阶级性辩证统一的国家。在公共权力的归属问题这一内生动力的推动下,公共性与阶级性这对矛盾不断发生转化,通过对自身的两次否定,实现了公共性的真正复归,使二者之间呈现出公共性—阶级性—公共性的螺旋形上升轨迹,契合了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发展阶段。考察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的转化过程,特别是考察二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关系,有助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正确认识和履行国家职能、澄清国家治理中的误区,也有利于持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以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创作过程为例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在《资本论》的理论内容叙述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关照。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不仅反映了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应用,而且也说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印证,更重要的是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之上的。     

实践与社会的同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实践概念的具体化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前提规定为四重关系: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存在.他们认为在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前提;在人对人的关系中,体现出交往实践的发展.他们还提出生产与交往具有同构性;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社会化进程具有内在关联;任何实践都是社会中的实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关联的实践.     

不平衡发展、阶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批判性研究

关于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做了系统的考察。在回顾、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独特区分之上的:资本主义前史和真正的资本主义,并阐述了无产阶级化条件下具有无限发展空间的资本积累过程。然而,这一前提对落后国家来说并非是无条件成立的。在不平衡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落后国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倾向于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同国内外资本竞争,最终无法实现半无产阶级化向无产阶级化的转变。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     

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及其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理论,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总框架是物质生产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在此框架下有关文化的两个分框架是：“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和“必要劳动时间一剩余劳动时间”框架。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乃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这种物质条件的物质生产体现了“物的生产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造则体现了“人的生产性”。“生产性”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两大柱石,其中,“生产性”理论对于探讨在当代社会和产业转型中作为符号经济的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非产业化发展之间的财富配置关系及相关核心价值观等文化战略学问题,有重要理论启示意义。     

论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与消费决策

一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课题。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发展中,生产是第一位的,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结,也是再生产的起点。生产决定着消费,但是消费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可以延缓和阻碍生产的发展。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力,在于消费可以反馈于生产,指导生产,为生产指引方向,开辟新的途径。     

社会所有制与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

在国家所有制类型的生产关系中,工人仍然同生产资料相脱离。国家企业与工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关系,国家通过国营企业管理生产、分配和社会再生产,确定劳动条件和工作报酬。而社会所有制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自由联合劳动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保证劳动和劳动成果成为占有劳动产品和管理生产资料与收入的基础。社会所有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度,在这种关系制度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工人直接管理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并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参加分配。社会所有制是对任何一种把工人同生产资料割裂开来的所有制形式的否定。在南斯拉夫,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契约形式,它是实现国家消亡与国家职能社会化的途径和形式。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提供了使国家能力强化提升的有利机遇,又构成了使国家能力弱化销蚀的严重压力;既对国家能力提出总体性挑战,又对国家能力形成结构性冲击。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当确立以提升国家能力总量、优化国家能力结构、强化国家能力控制为目标,以变革观念、调整行为、创新制度、夯实基础为方针的国家能力建设战略。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总体性影响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     

试论当代西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新变化──对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之四

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后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了新的跃进,近二十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地增一长。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工人创造了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又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使当代西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后果。当代西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变化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就能够更多地剥削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应当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     

国家关系的新发展——浅论东北亚国家构筑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是冷战结束后新构筑起来的国家关系。东北亚国家最早提出并付诸实行伙伴关系。它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是在和平稳定情况下,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平等合作,相互协调,以求得共同发展。体现了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代表了国家关系发展的新方向。但要把“宣言”、“声明”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程。     

惩罚是我国刑罚目的的重要方面

刑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制裁方法。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犯罪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确认的危害其利益的行为,那么刑罚则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规定的惩罚犯罪的手段。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强大武器。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为什么要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追求的     

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本文主要就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及在当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主要理论与政治后果进行对比。本文支持的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继马克思之后,再次将消灭阶级剥削(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角度出发)提上左派社会变革议程。同是以消灭剥削为目标,传统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赋权于工人;而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却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进行重组来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解释二者同归却殊途的原因。本文试图说明,为了实现一种新的阶级民主,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缘何有利于重建社会,以及以何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     

试论政策和法律

政治就基本方面说来,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而法的本质则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又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法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在我国,法和政治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国家的法律和共产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关系结构中的法律

关系与法律往往呈现着某种矛盾的状态。社会中实存的利益关系结构对立法起着突出的作用 ,并在宏观上影响国家法的产生 ;每一案件中存在的复杂的关系结构也会影响法律的操作与运行 ,从而可能使得国家法只成为“书本上的法” ;与国家法并存于社会中的具有特殊性的关系规则也制约乃至决定着人的行为。在法律和关系之间建构一种平衡 ,这或许是法律走出形式化困境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