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国家治理视域下西北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甘肃省临夏州和宁夏西海固的调查

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国家最紧迫的攻坚战之一,尤其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具有政治的任务性、经济的发展性、民族的共荣性的意义。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国家"精准治理""靶向治理"的全新治理模式。精准扶贫突出了由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通过调查属于"三区三州"的甘肃临夏州东乡县和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西海固海原县,以及东西协作扶贫典范的闽宁镇,重点分析了属于社会扶贫范畴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生态移民扶贫+产业扶贫"等模式。旨在突出民族地区扶贫过程中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扶贫,并且认为各种扶贫模式可以相互合作和补充,根据民族独特的文化特点培育群众内生脱贫动力很重要。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