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政党权力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政党权力关涉"政党何以成为政党"这一政党科学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属于政党问题中的元问题.政党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项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等诸多方面.政党权力的丰富意蕴可以从其职能定位、内容结构、地位作用等几个角度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可以从本质上的部分性与作用对象的社会性、时间上的历时性与结果上的"间接性"、本性上的强制性与实现中的自觉性、活动领域的民族性与建设中的世界性、对组织载体的依附性与组织载体的动态性,以及性质要求上的服务性与运行中的变异性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党权利、政党权威、国家权力以及监督制约与政党权力的内在联系与实践要求,对于促进政党权力正确并有效的运行至关重要.     

小泉政权在灾年中的政治"丰收"--2004年日本政治回顾与展望

2004年,日本政治继续走大国化的道路.保守政治的连续"丰收"与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发的"灾年"形成鲜明对照.告别了"一国和平主义"的日本将走向哪里,新老保守政党权力角逐的前景如何?本文通过回顾2004年的日本政治过程,试图对上述问题的近期走势做出回答.     

政治互动中的理性选民与政党组织——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新政治经济学从独特的理论视角为研究现代政治中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开启了新的进路.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在进行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之后决定是否参与投票,而政党的意识形态则构成了降低选民政治成本的有效工具.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在选民偏好判断基础上的偏好适应模型和偏好塑造模型进行解释.在偏好适应模型中,选民偏好利益对政党制度和政策选择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党采取适应或迎合选民偏好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在偏好塑造模型中,政党则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或社会政治权力的运用对选民的偏好进行塑造和影响,以取得选民的政治认同.当前,政党普遍呈现出“去意识形态化”和“政策选择趋同化”的倾向,这对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存在意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生成与转换:社会转型期的政党权威

政党权威的生成是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的转型对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党的组织模式和党的领导方式等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引发了政党的权威转换,它主要包含从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权力性权威向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权威并重的转换过程。     

战后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美国政党的变迁对西方政党政治变革是一种补充和扩展。本文从"选民中的政党"、"政党组织"和"政府中的政党"三个向度对战后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进行探析,从而更加清晰地审视美国政党的变迁。虽然"衰落模式"、"稳定模式"和"复兴模式"交替存在,但是,美国政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确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并且政党正在试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恢复其功能。尽管美国政党无论是在政党组织、选举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都走出了60、70年代的低谷,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这种复兴态势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点。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俄罗斯政党的发展

俄罗斯政党的发展潘培新目前在俄罗斯，已在官方登记的有５０多个政党，３０多个全俄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大批社会组织。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的选举结果使得俄罗斯政党、运动和组织的面貌焕然一新，获得了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席位，成了俄罗斯最高立法权力的主体。１９９...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论党性

"党性"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党性"的构成要素是政治信念、政治责任、政党制度和政治伦理,"党性"的载体是政党.社会因素、民主制度因素、政党制度因素影响政治信念的产生.政治责任产生于政党成立也即政治信念确立之始.政治责任与政治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责任也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政治伦理在政治责任和政治信念之间发挥着柔性作用.     

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

经济改革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这些人在农村被称之为"能人",而学界则称之为"经济精英".他们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为他们参与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渠道,通过参与村委会的竞选,改变村级权力的结构.     

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

改革前 ,我国农村的基层权力结构是单一的 ,刚性结构 ,基层的重大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和生产大队 ,具有高度的集权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导致农村社会关系国家化、社区政权化。当前中国农村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传媒无处不在 ,市场观念无孔不入 ,使得并非完全封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受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现代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的搏弈。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对接 ,改变了农民的人伦身份和分工身份的强制性 ,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导致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乡村权力结构分化状况 ,理顺它们的互动关系 ,不…     

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指出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防止腐败 ,做到标本兼治 ,正确运用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必要性社会公共权力 ,就其理论而言 ,它与政党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共同构筑了政治学中政治权力的基本理论体系。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集中反映。就其功能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社会建设中的现代政党——政党社会属性演化的新动向及由此所决定的党社关系

政党社会属性变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政党由阶级性政治组织向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党组织和政党观念的日益开放.在此背景下,党社关系已经或即将出现如下重要转变:政党由以阶级为基础向以社会为基础转变;政党由强调阶级利益向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转变;政党由社会控制向社会协调转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民主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呼之欲出.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宜在社会性向度上积极探索,适时进行执政方式的变革,形成以交互性为互信原点的新型党社关系.这对于执政党拓展执政合法性,提升自身权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变迁及其冲突性特征

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经历了结构性的变迁,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发生了转变。这种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是伴随政治转型的发生而完成的。政治转型初期政党竞争的方式及其对社会的政治宣传,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之间的敌视心态与对抗方式传递给社会,使台湾社会出现"争议政治",凸显其冲突性政治文化的特征。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加剧最终势必摧毁台湾的政治发展,故政治文化的改造问题须提上议事日程。     

村民自治架构下的中国乡村政治发展

２０多年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等,笔者拟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村民自治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乡村杜会的政治制度化已初显 端倪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指政治组织、政治运作和政治程序获取价值和稳定的过程。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来说,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化就是指将乡村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置于相关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之下。中国村民自治已经从初始时期的自发自治状态发晚到今天的具有一定制度化的初级阶段水…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