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的战略选择

实现依法治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努力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是村民现代素质的培养。在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平衡而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提高村民的法律素质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村民法律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村民法律素质是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体现,村民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标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必须创新培养模式,营造学法用法的法制环境。     

完善村民自治应妥善处理五大关系——进一步完善《村委会组织法》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完善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需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重点是村"两委"的关系、村民大会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村委会中的男女比例关系、少数派村民的权利保护与多数派村民的利益的关系、村民自治权与救济权的关系等五大关系.与此同时,应加强村民自治的权利救济,切实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再论乡约价值的多维消解和理性重整

面对乡约的人类价值、文化民族价值、教化价值、自治价值、制度价值、组织价值等的多元消解趋势,在当前农村法治实践视阙下,以乡村社会制度的公平配置重整乡约价值意义重大.新型乡约价值评判标准在于将法理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让村民过上"诗意的栖居"的理想生活,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     

村民自治程序失范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创新探索,其直接民主的形式更是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村民程序认知、传统程序法律文化、程序违法责任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程序失范现象。在持续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中,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实现村民自治法律程序化、规范化,必须从增强村民程序理念与程序意识、加强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程序的指导、完善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入手,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全面防范和杜绝程序失范,以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乡村政治”良性对接的实践难题和基本对策

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乡政村治"是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它必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村,发挥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村民自治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

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的核心,蕴藏着四个方面的农村法治内容：维护民主宪政、维系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保护人身自由。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生成和运作的基础,村民自治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法治的过程,农村法治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村民自治法治功能的发挥。但因受传统文化束缚、民主基因匮乏、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激情多于理性,实践运作与理想形态还有较大差距。要促进农村法治的实现,就要培养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健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夯实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析

"重刑轻民"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点。"重刑轻民"不仅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在司法方面表现为刑法的刑罚化和民法的刑罚化,而且还在律学上表现出了律学的刑名化。本文在阐述"重刑轻民"表现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虽然法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但"重刑轻民"的传统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重刑轻民"进行研究。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