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数据为基础,对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居留大城市的意愿较高,其中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新生代,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出现分化,“80后”居留意愿较高,“90后”举棋不定者较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教育、职业、就业身份、收入等因素造成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而言,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社会的接纳是决定他们是否在大城市“安居”的关键.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江浙沪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从家庭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因素。在32 975个样本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劳动者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要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劳动力个体因素中,女性,年龄小,教育程度较低,居留时间长,拥有自我决策行动能力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在家庭影响因素中,婚姻关系和孩子的数量都会正向地影响家庭化迁移行为,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与家庭迁入地联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家庭化迁移;在社会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户口相对于非农业户口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会吸引家庭化迁移。依据这些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注意帮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推进社会融合、活跃中小城市经济三个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建设从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下来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房产以及医疗保险等多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现居住城市拥有房产将显著提高居留意愿,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稳定的婚姻、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参与医疗保险等也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口社会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制度因素四个方面对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决定其居留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探讨,发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外出工作年限等因素显著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落户,并由此得出三点结论:一是经济因素是影响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的显著要素;二是受教育程度逐渐成为流动人口能否在东部地区居留落户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保险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流动人口更加注重医疗保险的获取。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分析

青年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对其就业稳定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本文利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择个体特征、就业层次、就业选择三个维度指标,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青年流动人口就业更稳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通讯行业就业更稳定性;职业为经商或商贩、运输、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更稳定;而青年流动人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是否接受培训以及就业渠道对就业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74份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

基于274份问卷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假说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时代精神。其中,大众传媒、个体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且具有正向作用,大众传播越客观公正、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价值观越趋向于主流价值观、个体创新性越高以及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厚,其时代精神就越明显。因此,应有效利用传播手段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注重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公平、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丰厚家庭文化资本。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