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争霸与中原“礼”文化传播之特征

春秋争霸能否成功 ,除开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 :即霸主是否具有中原的“礼”文化素养。春秋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礼”文化向四夷传播的过程。其文化传播呈现以下特征 :阶段性传播、借助中介传播、呈现东南蛮夷方向传播。中原“礼”文化传播的结果为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全面融合及关东六国一体共同对付秦国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春秋后期吴楚争霸的一个焦点——从上博简《吴命》看州来之争

春秋后期吴楚两国争雄是春秋时期霸权迭兴历史上的重要一章。以往学者对于吴楚争雄多关注吴国破郢入楚这样非常重大的事件,而对于有重要影响的州来之争却很少注目。上博简《吴命》篇所揭示的相关内容使人们对于州来之争这个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有了重新审视的机会。《吴命》简的内容可补相关史载之不足,其重要价值,不可低估。     

论西周春秋贵族的一夫多妻婚姻

一夫多妻是西周春秋贵族普遍实行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对宗法制度具有双重作用,其婚姻性质属于带有时代特征的一夫一妻制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论魏源"春秋公羊学"及其对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

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虽不见,然从《序目》可知,它是魏源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驱使下,承继刘逢禄发明何休公羊春秋义例说,进而突出张扬三世说的重要成果。被刘逢禄所揭橥的何休三世说主要是详今略古的笔法义例,其政治意图在大一统;被魏源所阐发的董子三世说,其哲学基础上是气运论,政治意图是更化改制。魏源还有一奇妙的发现:将鼓吹心性学说的孟子视为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思想的学术传人。这些成果引导康有为直奔西汉董仲舒,创立具有进化意义的三世说,掀起了托古改制的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由此可知:魏源上承刘逢禄,下启清末的康有为,是近代经今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论对春秋辞令进行文体研究的依据和价值

春秋辞令指<左传><国语>等史籍所保存的春秋时代的各类辞令文书.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文体研究,既有充足的礼学背景和文献依据,也是直面春秋时代文学状况的必然要求.把春秋辞令从史传中分离出来,作为春秋时代的文体进行重新审视,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后世各类文章文体的来龙去脉,揭示春秋时代的散文面貌、特征与成就,更深入地理解早期儒家文论形成的基础和源起.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春秋》学质文论与作为风格阐释学的中古文质论

中古文论领域的文质论可分为形质说和形式说两大形态,其中形式说虽后起却是当时文质论的主流。文质论的形式说因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风貌而超越了对字词章句的意义阐释,成为一种风格阐释学。从文质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文论领域的文质论深受《春秋》学质文论的影响。《春秋》学质文论将原本属于礼学的文质概念提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范畴,同时为文质论注入了某种历史哲学。这使得作为风格阐释学的文质论不仅仅只是理解作品感性形式的工具,也是在文学中理解个体自我与整体历史之关系的方法。     

论《春秋》学在两汉的经世功能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儒学最隆盛的时代.作为经学中的显学,<春秋公羊学>的经世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汉代君臣自觉地把包括<春秋>在内的各类经典用诸政治实践中,使得儒家经典显示出强大的经世活力.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分别从多个角度描述和探讨<春秋>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经世功能.     

论西部经济的外资发展战略

要促进西部经济开发与腾飞 ,不仅要依靠国内的资金 ,还要吸引与利用国外资金。西部地区政府必须制定出包括环境战略、产业结构战略和技术战略在内的外资发展战略 ,从而充分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 ,促进西部的大开发。     

论广东报业竞争战略的基本特征

新时期以来广东报业发展迅猛,已成为全国报业发展的“领头雁”。业界对广东报业改革、发展的经验的探讨从未间断。广东报业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表明,可持续发展战略、质量品牌战略、人本战略是广东报业竞争战略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广东报业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