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评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评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孙映球曾国藩这个地主阶级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倡导洋务而闻名。对他的历史评价历来是褒贬不一。章炳鲜曾说过：“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激之则为元凶。”（《曾国藩传》肖一山著，Ｐ１）清末革命志士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     

曾国藩治军思想探析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和统帅,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内容:以“礼、诚”为本;“勤、恕、廉、明”为要义;军事训练与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并举。其治军思想的精华部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曾国藩品味《道德经》《南华经》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他再次下功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青年毛泽东为何推崇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虽有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发扬曾左先民的尚认称雄精神，以振奋湖南人心，推翻军阀黑暗统治。但他主要的还是从广义的修养方法着眼。效法其修身、活学与为文。他之所以“独服曾文正”，又主要是从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中了曾国藩善抓“大本大原”，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五四前后，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所极其关注的改造社会的要旨：必须重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进而“开启民智”，变换全国之思想，从而“雷电一震、阴晴皆开”达“沛乎不可御矣！”之目的。     

曾国藩的一生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浅谈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

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但其洋务思想前后并不一致。他初入官场时恪守“夷夏大防”;60年代一改初衷,积极主张“师夷长技”,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忱;然而70年代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又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前后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变局时的思想发展轨迹。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曾国藩按照当时中国处于弱国的实际情况，在面临敌国以强压弱的不利情势下，采取“羁縻”的外交策略，贯彻“诚、信、争、和”的四字方针，以求得一个对内实行改革（内修攻事）对外采取开放（洋务运动）的自强环境，从而达到转弱为强、反败为胜的目的。曾氏这一思想对后世近百年的中国政界要人影响至深。李鸿章可说是一脉相承，而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辈之受曾氏影响，则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身世溯源

曾国藩是“中兴”晚清的文臣武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是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寻根溯源:“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他一生业绩,奠基于青少年时代,植根于湘乡社会土壤,起步于湘乡曾族门庭,缘由于孔孟儒家之道。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论独具特色,传承更有创新,是他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自身的写照。在审美标准上,提出“古文四象”说,即文章的识度、气势、情韵、趣味,进一步发展姚鼐“阳刚阴柔”之理论;在论文风格上,推尊“魁伟”“峥嵘”,发挥姚鼐“神理气味”说;在文章意境上,崇尚“雄奇之文”;在社会功用上,曾国藩要求诗文陶冶情操,以构架文人“意适神怡”、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论曾国藩的“治平之道”

文章将曾国藩的家教观，放到历代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信条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认为曾国藩一生虽致力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但家书中出现的“不当官”、“不从军”、“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等教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他的难言之隐，且含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     

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大体承继了程朱,个别命题也远接思孟学派和韩愈。曾国藩论述事物,常以程朱的理论作为依据。关于世界的本源,曾国藩认为“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这令人想起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熹讲“理”和“气”的关系时指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就是说“理”决定“气”。曾国藩谈到“理”与“气”的关系时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异之始”。“理与气相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而“命实宰乎赋异之     

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

湖南在清末民初以反基督宗教而闻名天下.湘乡曾国藩的中兴名臣美誉得自他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而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又使曾国藩名誉扫地.曾国藩对基督教的反感并未在这个以儒教传家的清末最有影响的家族里得到全面彻底的传承,其后人在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中有几位由儒入耶,改宗基督教.他们赋予基督教以自救救人的功能角色,希冀借助于对西学与西教的接受和传播,实现其先人曾国藩的自强中兴之梦,这种可疑的救国方案彰显了曾经被曾国藩奉为圭臬的儒教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得失利弊.     

曾国藩是爱国者

曾国藩,这个曾经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也因首倡办洋务而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汉奸、卖国贼,对他的研究也成为禁区,谁也不敢触及。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开放思想,已有人涉足这一禁区,开始研究曾国藩,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对于他头上戴的“汉奸”的帽子,却仍然没有人敢于触动。因为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印象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谁愿意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曾国藩人才观探析

一、重视人才——国家之强 以得人为强 曾国藩是经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封建文人。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他官至内阁学士兼署兵部左侍郎。当时的清王朝,外有帝国列强虎视耽耽,内有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窘地。怎样才能撑住将倾的大清危厦呢?曾国藩认为首先是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他说:“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①人才匮乏被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