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出版家"丛书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杰出人物为代表的出版人的奋斗史。"中国出版家"丛书是我国第一次规模化地为出版领域杰出人物立传的文化出版工程。从已出版的出版家传记来看,明显表现出了"出版+生活"的客观呈现、"商业+文化"的全面观照、"征实+评价"的融合刻画编撰特色。"中国出版家"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唤起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有助于传承出版业的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促进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学术意义表现为透过出版家个体的研究,构建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展现出版行业与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     

论出版人的文化类型

出版人有不同的类型,其各自的理想和追求也有明显差异,并形成截然不同的出版风格和文化面貌。出版人可以分为文化人型、商人型、政治家型和企业家型四个类别。各类出版人有其不同的个性特点、文化理念和具体表现,呈现出生动而丰富的面貌,给后人有益的启示。     

2008年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综述

2008年,学界和业界关于出版理论与实务的研究论文成果丰硕.在出版理论方面,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学与出版史研究、大学出版与学术出版研究等领域建树较多;在出版实务方面,出版人才与出版教育研究、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出版传播研究、出版经纪人研究等领域有所突破:在出版理论与实务综合交叉研究方面,数字出版、出版创新、出版改制等前沿课题较受重视:对改革开放以采出版工作和出版研究所进行的回顾考察和对未来发展提出的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警策意义.     

学术出版的自赎与愿景

近年来,学术出版失范现象泛滥,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发起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研讨活动。学术出版业这种以自赎为内核的自救姿态,表现了出版人的觉醒。尽管受限于学术生态等社会大环境,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实际效用可能大打折扣,然而其补偏救弊之深意不容忽视。随着经营管理体制的改善,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势必形成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良性互动,迎来学术出版业的春天,从而推动我国学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

出版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现阶段,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一系列的威胁和挑战.为此,有必要建立中国出版文化安全的预警机制,在提高出版物文化竞争力和出版人文化安全意识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安全.为了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国家的出版文化建设,通过出版文化的国家投资战略、政策倾斜战略和文化整合战略(出版文化价值整合、出版文化规范整合、出版文化结构整合)来保障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应用型大学学报研究的站位与视角

应用型大学学报作为学术期刊的一个门类,是一种具有物质形式的文化产品,其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于对人类文化的横向的交流与传播和纵向的积累与传递,但更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用型大学学报又是一种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其教育功能具有作为学术期刊的普遍意义和作为高校学报的具体意义,但更追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统一、和谐。应用型大学学报还是一种应用性学术期刊,其学术功能主要表现为学校的学术园地、学术窗口、学术动力,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学术与应用、创新与应用、学科与应用、应用与规范等几个关系。应用型大学学报办刊模式研究要以其文化品位、教育品格、学术品质为切入点。     

论出版企业文化的构建

本文分析了传统出版机构组织文化的的核心内容,包括出版人的使命、出版机构的决策模式、出版机构对员工的评价和管理制度、出版人的形象以及出版企业人际关系本质等;同时还分析了现代出版企业面临的变局,指出,在新环境下,传统组织文化已经产生了种种不适,并阻碍传统出版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最后,构建了适应现代环境的出版企业文化。     

出版人读史明志的三重维度

出版人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中作用突出。读史明志对于出版人坚定初心、守正创新是一项高阶素养。它的三重维度表现在：一是要从读史中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功能的论述;二是要从读史中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版阵地意识;三是要从读史中明了出版人的使命担当。唯其如此,方能使国家强盛,文化根脉强固。     

人工智能在欧美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及其启示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赋予了学术出版新的发展可能。在欧美学术出版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便捷学术生产、参与同行评议、助力开放获取几个方面,同时也存在放大学术偏见、侵犯用户隐私、加剧版权纠纷的风险。审视欧美智能学术出版的发展现状和潜在风险,中国学术出版界应注意促进人工智能与学术出版的有效融合:加大数据开放,拓展数据来源;确保人工智能的运行符合管理规定;凸显人在智能学术出版中的角色定位。     

文化大视野中的缜密探寻--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文化视界的建立已非一日,其于学术发展、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意义,亦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时下在“学术扩容”、“学科扩张”的旗号下,一些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只是作为文化和历史阐释的材料和例证而存在,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令人焦虑的“文学迷失”现象。但一批固守文学本土,而又能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缜密探寻文学本真的学术新著,还是让人们看到了文学领域中文化学研究的优势与前景。杨兴华先生的专著《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就是这类论著中比较突出的一部…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机遇与挑战

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出版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以出版物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出版活动运作方式的选择、出版工作结构体制的整合、与世界出版业的交融以及搞活出版工作的根本突破口是当前出版工作改革的重心。面对困难和挑战,出版业界应提出相应的对策。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情况对比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出版业挂一漏万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出版传播业者需要了解国外相关行业的有关情况,以便把握我国的出版传播业在世界中的地位,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作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本文主要从基本数据出发,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业作初步的比较和研究,论述了中国期刊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目前我国的期刊出版存在的不足。     

数字技术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钻石模型”的应用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带来了全新的出版产品制作方式,有利于和读者进行直接沟通,同时培育了全新的出版产业发展模式。在数字环境下,我国的出版产业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可以很好地给出这一答案。其理论显示,一个产业要获取持久的产业竞争力需要四个关键的发展要素,即产业生产要素、市场对于产业的需求、相关和支持性的产业以及产业中企业的因素。我国出版产业目前处于一个产业过渡的发展阶段,在四个关键的产业发展要素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要将数字技术融入产业发展内,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激励。     

后危机时代中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与对策研究

全球出版业经历了金融危机时期的急剧衰退后,迎来了复苏发展的后危机时代.我国适时推出的振兴文化产业的国家政策、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出版业格局的调整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政府应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调整出版产业结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数字出版能力,塑造数字出版品牌;强化国际市场意识,走创意出版之路.     

从全球出版结构审视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

我国出版业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实力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效果发挥有着重要影响。从2006年至2008年全球出版销售排名50强格局看,我国出版走向世界的路途尚远,因此需要从世界出版巨头的发展路线及动态中汲取经验,改变出版格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拓展国际市场,这样才能提高销售收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     

编辑是做学者,还是做出版家?——对编辑出版人才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

随着现代出版业和信息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今后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素质要求将更高、更全面。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向以及现实情况看 ,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编辑学者化”口号有着明显的缺失。努力成为“熟悉党和国家出版方针、精通出版业务、社会责任感强的出版家”是未来编辑出版人才的发展方向。     

正确理解出版发行客户关系管理

出版业面临“入世”挑战 ,出版发行呼吁科学管理。本文结合书业实际情况 ,将“客户关系管理”引入发行领域 ,势必在发行销售、客户服务、整合营销等方面带来诸多机遇。构建出版发行客户关系管理体系非一日之功 ,也难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研究

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史从晚清和民国初期开始发端,经历了西方传教士办报建社的初创奠基时期（1887-1949）、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旧更迭时期（1949-1965）、“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坚守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与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8）以及2009年以来的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时期,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可谓跌宕起伏。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出版为融入国际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出版规模、传播技术等条件已与国际同步,应考虑改革现有评价体制和标准,完善中国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树立自信和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