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

宋室南渡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往往在进士科殿试对策中有所反映。殿试策文中虽多有谄谀之言,却也不乏直言谠论,此是一种言论。直言虽然往往受到权相与考官的忌惮与压制,但在士人清流中却能够伸张士气,激扬士风。高宗绍兴二年(1132)、绍兴二十七年(1157)两次殿试,张九成、王十朋二人分别得到拔擢,这两次取士策略被宁宗、理宗朝李鸣复、徐龟年称为高宗朝"家法",虞俦、刘克庄等对此也推崇备至,这些言论为南渡以来皇帝直言取士的政治姿态定下正面基调。类似这种将先朝家法总结为国家取士的衡量标准,用以规范当朝科举与言路,此又是一种言论。廷试对策内容既是政论,就须留意措辞。说什么,如何说,这方面文本载体的意义也有所呈现。如何在规定的文体中陈述政见、用文学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微婉、深稳的政治话语,是策文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

用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和评判标准客观公允的问题.在唐代就业已出现的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实质上就是如何匡定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的争论.唐代进士科最终形成以诗赋取土的格局,除其他多种原因外,重要的一条是评判标准相对客观、公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考试选才制度的内在要求,这可从诗赋取士最终在唐代形成定局的历史考察中得到明证.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体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如果帖题一般,考生均能回答,考官就难以评出优劣.于是考官就挖空心思提高帖题的难度,形成了帖经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普遍学风不良——士人只默记帖括只言片语,而对本经大义荒疏,甚至茫然无知,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主要有面试、现场操作、帖经、问义、试策、试诗赋、试杂文等.礼部常科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评价标准的演变大抵经历了重时务策、重杂文、重诗赋、重经史策的过程,而吏部选试的评价标准大抵经历了重书判、重词华、重荐举、重经史的过程.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论明的八股取士

科举考试始于隋唐,以后各朝多所袭用。明清的封建取士达到完整的阶段,手段严酷,对社会经济文化所起的破坏作用最大。封建科举制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拢络士人和巩固政权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是束缚士人手脚,禁锢思想的一种武器。但明清较之前代为甚。唐朝科举,科目多,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科。考试内容和方法除明经外,比较灵活,尚有发挥和显示才能的余地。明的科举取士,科目仅进士一科,“八股文”是取士的唯一手段,内容只限制在“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更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条紧箍。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表现在各个方面,地方行政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行政、     

再论北朝诗赋

(一) 关于北朝诗歌和辞赋的成就,我在《试论北朝文学》(《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已有所论述,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一般说来,北朝的诗赋不如南朝繁荣,产生的作家较少,存留的作品也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北朝诗赋和南朝相比为什么数量如此悬殊?我看除了北朝所产生的作家和作品本来就少之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隋唐的帝王有不少人仰慕南朝的文化,尤其是隋炀帝开设进士科以后,士人把应进士科看作求官的主要途径,而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又都效法《文选》及其他南朝文人。这是因     

宋代科举制度与韵书发展

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度成熟并改革较大的历史时期,虽然贯穿着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但每一阶段都对音韵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作为考试工具书的韵书受到的影响更大。宋初诗赋取士突显了韵书的重要性,《广韵》应时而生。随着科举偏重经义,《广韵》已经不能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集韵》相继问世。仅隔三十余年,两次大规模官修韵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究其实质,宋代两部主要韵书《广韵》和《集韵》产生的内在动力源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各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注重修订仪利，发挥其中尊君抑臣精神，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无疑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够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利用礼仪制度来为她的统治服务。其政治手段之高明令人赞叹。武则天是怎样利用礼仪活动来为她的统治服务的呢？以下，我们对武则天时代（从光宅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中宗复辟）的礼仪制度上的一些重大举…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漫谈陈子昂复古革新精神

唐王朝建立后，唐帝国的开国君主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延续了’g朝开科取土的文官统治制度，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有机会步入仕途，参预朝政，也由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文章之土”。进入高、武时期在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唐王朝统治更趋巩固的同时，社会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和尖锐，武则天为维护手中的政权，对庞族地主开放政权，谷直言、纳谏净，提拔新进，另一方面又网罗亲信，任用酷吏，清除异己势力。在这样既动荡而又上扬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变革亦或文化上的变革都有了一定的力量和活动天地。在全新的社会格局面前，旧有的…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两晋士人好名之风初探

士人好名的风气并不始于两晋,而是在汉末便已经开始,但是两晋士人营名的风气却很盛行。两晋土人好名之风对当时社会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论述,本文试对两晋时期士人好名之风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作一番初探。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