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点透视台湾红学——兼谈台湾红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给我们的启迪

先前大陆出版的几部红学史著作,对台湾当代红学的描述都不够详尽。2009年,胡文彬先生《跨越海峡的记忆——〈红楼梦〉与台湾》问世,为当代红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部不可不读的学术著作。它概括了台湾红学发展的三个时期;介绍了台湾红学的代表专家和著作;就台湾红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给大陆带来的启迪进行了探讨。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台湾红学是中国红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百年红学史必然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红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等四篇红学文章为50年代初台湾红学点燃“新火神”;胡适的返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推动了台湾红学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红学人的崛起与两岸红学的交流为整合中国红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部大中国红学史的编写时机已经成熟。     

《民国红学学案》撰述述略

《民国红学学案》是继《红学学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之后的又一部现代学案体的红学学术史著述。这部红学史新著的撰述兼顾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红学史的考量；二、学人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考量。《民国红学学案》考述了十位学人的红学研究风貌，不仅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而且其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的学术目的同样十分鲜明。     

解读大观园:透视红学与20世纪文化思潮

在红学的诸多问题中,大观园的问题一直在红学史上备受关注,各种红学流 派、方法都不能回避大观园的问题。而对大观园的关注本身,已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价 值观念。红学史上关于大观园的各种解读,与２０世纪文化思潮息息相关。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

２０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２０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２０世纪红学史上的学术思想、方法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     

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

本文分２０世纪李白研究三个时期，概述其主要成就。认为：本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在校注李太白的全集、考证生平事迹乃至李白思想性格、心态及李白作品研究方面，都超越过去，取得了丰硕成果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性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新辨》之谬

作者认为必须矫正红学研究中的偏向，为新红学派恢复名誉，首先是肯定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创立《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自叙传说＂从而戳穿＂猜谜的红学＂谜底的历史功绩，才能进一步消除＂索德派＂的影响，使红学健康地走向２１世纪。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20世纪脂砚斋研究综述

脂砚斋、畸笏叟等评点家是曹雪芹的有关亲人,他们非常熟悉曹雪芹的生活和《红楼梦》的原始素材及创作过程。因此,研究脂砚斋已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学术界对脂砚斋、畸笏叟是谁,他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现实主义文学观、典型观、技法论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井成为新世纪研究《红楼梦》的基础之一。总结上个世纪的脂砚斋研究,会对新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提供借鉴。     

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其家族百年兴衰史为原始素材的,因此研究雪芹的家世就成为作品研究的条件之一。20世纪,关于曹家发迹的起因,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他的父辈以及曹家彻底败落的原因,都得到深入的研究,为《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从西方文本观念看《红楼梦》的“作者本意”和“跨文化翻译”难题

根据当代红学家的研究,现存《红楼梦》文本,和作者原本有一段距离。这种文本间的衍变,是在同一种文化中进行的,与译者经周详考虑而作出的调整不可混为一谈。翻译问题是在另一时空进行的“文本衍义”活动。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

《红楼梦》成书于满汉文化大融会的乾隆时代。曹雪芹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巨著《红楼梦》带有浓郁的萨满色彩。萨满“三界”、“三魂”说,“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得到了艺术渗透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