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论士大夫词之悲情

词以伤极、痛极为尚，以悲为美。士大夫之词境中凝聚着一种沉郁的悲情，其深刻性在于三个方面：反思生命，唱出生命的沧桑；反思历史，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词以言志，寄托其宇宙苍生之念。士大夫词之悲情形成了一种凝重激越的悲剧意境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论宋初体

宋初体是由刘熙载首先提出的与瘦硬体相区别的一个词体概念,它主要指宋初时由词人群体写作集团所构成的词体范畴。从其词人构成来说,宋初体词人属于松散的士大夫词人集团,却有着近似的时代特征,一是承传着早期文人词的某些特点,书写士大夫的怀抱;二是效仿花间,词写艳科,从而具有了花间和早期文人词的双重品格。宋初体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觉醒前夕的词体状态,为晏欧体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就应体特征而言,花间体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的应制应歌,宋初体呈现应制应歌向应社的转型,瘦硬体则实现应社之特征。宋初体与瘦硬体无论在词人的创作动机、词体特征、词史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年晚于瘦硬体代表人物张先的宋祁被归入宋初体词人阵营。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欧阳修雅词刍议

欧阳修的雅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西蜀、南唐词风,从内容上看,有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和描写闺阁情事两类。这些雅词共同呈现出诗化倾向,在词体中较早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尚雅的趋向和乐观旷达的精神追求。同时,欧氏雅词于融合雅俗上也进行了尝试,在宋代雅俗之辨中具有导向作用。     

论“风流”的用法及其词义演变

本文通过大量语料考察"风流"一词的用法及它词义的演变过程,结合相关社会背景,我们试图去寻找它发生演变的原因: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使得"风流"一词由褒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说明了语言是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     

晏殊词的理性

晏殊以理性精神贯注于词中，写富贵、写女性、写艳情，不骄不腻不俗；在词中写出了对人生命运的体验，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有感慨、有观照、有超越。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修养、操守；提高了词的品格，推进了词的“雅化”     

两宋檃括词考

檃括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类.狭义的檃括词即把词以外的文学作品微加增损,虽改其词而不改其意,改编成为可以使之入音律的新词.苏轼的檃括词可分为以古近体诗为原篇的櫽括词和以散文作品为原篇的櫽括词两类,前者主要停留在措辞的改编上,后者则明显呈现出创作的成份.南宋中兴期产生了篇幅比原作长的櫽括词;南宋晚期櫽括词的创作最活跃,檃括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且出现了制作檃括词的专业词人.檃括词的创作带来了词的制作的典雅化,具有提高士大夫作词动机的效果,而檃括词之所以在后世被忽视,与乐曲失传后把周邦彦视为宋词艺术顶峰的主流词学观有关.     

《沧海遗音集》与清季民初的词史演进

清季民初士大夫词人在为世所遗的境遇中产生对“末世之悲”母题的集体认同，并吸收“意内言外”的理论资源而生成反复刻意言说与不可言说、不必言说两种相反相成的书写范式，完成常州词派阐释学与词体创作的实质对接，朱祖谋纂《沧海遗音集》集士人同道之作，是一时创作风会与集体范式形成的表征。但伴随近代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士大夫词人也面临末世之悲的母题消解及范式空洞化的危机。与此同时，词坛也活跃着更加多元的创作力量，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实践。朱祖谋赞赏陈洵后期词作的直写心素，及陈曾寿词的即事会心，甚至部分弥合了与王国维的分歧，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书写的观照和思考。集体性与个性起伏消长间的张力，推动了清季民初词史的承续发展。     

论少游体

古今所论少游体甚多,其中“寄慨身世”之说最为接近少游体的本质特征。少游体是柳永体和东坡体整合的结果,少游体纤弱的风格,是时代、个人遭际与词体演进三者合力所制约的。少游体“寄慨身世”的特点,使少游体成为东坡体之后的重要词体。     

两宋括词考

檃括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类.狭义的檃括词即把词以外的文学作品微加增损,虽改其词而不改其意,改编成为可以使之入音律的新词.苏轼的檃括词可分为以古近体诗为原篇的櫽括词和以散文作品为原篇的櫽括词两类,前者主要停留在措辞的改编上,后者则明显呈现出创作的成份.南宋中兴期产生了篇幅比原作长的櫽括词;南宋晚期櫽括词的创作最活跃,檃括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且出现了制作檃括词的专业词人.檃括词的创作带来了词的制作的典雅化,具有提高士大夫作词动机的效果,而檃括词之所以在后世被忽视,与乐曲失传后把周邦彦视为宋词艺术顶峰的主流词学观有关.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