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经济人的“知识骚乱”——经济人假设知识论转向史考察

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二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曾经经历了一次"知识论转向":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转向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转向史",特别是这场"知识骚乱"的性质,是深入解释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逻辑的关键一环。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间

早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17、18世纪),西方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不是等到施莱尔马赫出现以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集中体现在丹豪尔的普遍解释学、克拉登尼乌斯的教育解释学、迈耶尔的符号解释学以及宗教的系统内的虔信派的情感和应用的解释学。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后理性政治: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理性

作为多元化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从总体而言 ,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 ,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这一特征同样鲜明地贯穿于后现代政治哲学中 ,“后理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态度 ,它既对以往启蒙理性政治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又绝不苟同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而是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肇始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19世纪初 ,当德国的文化及其各分支如哲学、文学 (诗歌、散文、小说 )、艺术(如音乐、戏剧…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核心思想,启蒙理性主义不仅认为理性是认知自然的合适工具,也相信理性是解决有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工具。必须一分为二地对待当前盛行的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辩证地吸纳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把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华文化中的智慧理性结合起来。     

制度分析: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比较

以哈耶克 ( Haye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 ,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条理性主义研究路径 :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基于人性中的理性行为和善的假设 ,极力夸大人类的理性能力 ,确信人能够达到全知状态 ,从而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建构出一套社会秩序。它“视理性为知识的独立来源 ,以悟性代替感官知觉 ,相信理性本身就具有可以发现世界普遍规律的固有力量”1 。哈耶克将这种盲目崇拜人类心智的建构理性主义视做一种容易导致人类致命的自负的不幸观念 ( 1 988) ,他认为 ,这种肇始于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尔 ,经卢梭、黑格尔以…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从狂热的信仰到冷静的理智——17、18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

一、社会对理性精神的呼喊 十七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一种规模盛大、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思潮——自然神论。它发端于英国,随后传到欧洲大陆。后来又远涉重洋,传到新大陆。这种思潮是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反对传统宗教的新宗教观。但是,自然神论不同于霍布斯式的无神论,具有更多一些的神学不彻底性。它公开标榜的目的,是企图把传统的天启宗教改变为理性主义的自然宗教。这种从霍布斯主义到自然神论的“倒退”,有其深刻的社会     

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传统和解释学重建

完全受制于理论理性而失去实践理性反思和建构的人类存在和生活是极其危险的,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接续和复兴了久已存在而又隐而不显的实践哲学传统,颠覆了哲学只是知识性的理论哲学主流形态看法,在解释学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了作为存在意义之诉求的与理论哲学平行的实践哲学形态。本文以一种理论史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实践哲学传统之失落与重新接续历程,描述和探讨了当代实践哲学之复兴潮流,更重要的是明确指明了正是伽达默尔完成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实践哲学的伟大复兴,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当代地位,重新呼吁和奠定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实践理性基础,也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了哲学本身的传统理解和发展方向。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鲁滨逊漂流记》——从理性的宣言到理性主义的局限

《鲁滨逊漂流记》在内容与写作风格上都彰显了理性的力量,但是同时也暴露了理性过度膨胀成为理性主义的局限,当理性上升到一种主义的时候,其缺陷就会暴露甚至扩大,如在情感的遗失、目的理性的认知方式的问题上,理性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最后占领高地。我们要防止理性过度膨胀成为另一种蒙昧,要辩证的对待理性、辩证的对待启蒙。但是如何由"是"的描述到对"应当"的评价和规范的转变,从实体到实践的转变——如何防止理性过度膨胀为另一种蒙昧的问题的发生,发人深思。     

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文章旨在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种宏观的和动态的考察,结合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传统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希望能够得出某些对于当代中国启蒙历程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儒教的和平主义

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的和平主义特征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儒教对秩序的关注入手,试图分析儒教如何阻碍了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善,又如何作为非正式制度维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