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铭看明代南京的士商交谊——以南京出土明代商人墓志铭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一直是政府打压和排斥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始终。但商人与政府官员及士人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态势并未能有效弥合士、商之间的鸿沟,其只是明代以来儒学转向的一个映射而已。     

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明代中期士人在时代大变迁下,形成了一定的惶恐心态以及对士人状态的反省。在面对商人成长、宦官专权等众多的挑战时,他们力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重塑士人阶层,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     

由盐引继承权看明代商人的财产继承权问题

盐引源自宋代,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利凭证和物权凭证,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明代对盐引明确规定了其可以作为商人的财产而由其亲属所继承,这不仅体现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明代艰难的盐政改革过程的一个小小缩影.将明代百年的盐政改革进程与民事的继承制度联系起来,进而从一个侧面来阐述明代在商人继承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从《金瓶梅》 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 兼及《儒林外史》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明代道德生活的发展历程

明代道德生活大体上经历了淳朴时期、衰变时期、堕落时期和颓废时期这样四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变迁过程中,不仅鲜明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制约性,同时也深刻地蕴涵着明代士人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心路历程。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研究——以今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为例

明代贵州的民户构成较为复杂,一般包括明初的民屯、商屯,"熟苗"及后来从他省迁来的商人和流民。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在明代的中前期,史料记载较少;记载较集中于嘉靖和万历时期。但记载的人口数据变化很大,不合常理,需结合当时的政策、统计方法、社会现实、地理环境等进行具体分析。万历末期,随着贵州各地的"苗乱",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锐减。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客座赘语》语言文字史料评析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了大量的明代中后期南京方言语音史料 ,记录了大量的词汇、训诂资料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当时南京方言的诠释 ,为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晚明闺阁曲家群体形成原因初探

明代中后期,女性曲家的构成由元曲中清一色的风尘女子,一变而为风尘女子与闺阁女子并存的新局面,尤其在晚明还形成了一个闺阁曲家群体。这个新的曲家群体的形成,其原因在于:首先是随着理学思想约束的松动,使闺阁女性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并且能较为自由地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其次是晚明浓厚的曲学氛围为闺阁女性习染词曲提供了良好条件;再次是家庭成员的影响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最后是曲文学自身题材内容的变化使闺阁女性容易对其产生亲和感。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