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行知终身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理论,也是他最主要的教育理论。这个理论贯穿在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他的“生活教育论”中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非常有价值的见解。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即来源于其“生活教育论”。     

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对现代社会各种弊端进行病理性分析的著名论断。他通过改造“生活世界”的概念及分析其结构功能,探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立足于在交往合理化中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他的这一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缺陷同在。     

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

自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问世,特别是他公开表明在理论上赞同法朗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后,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的说,他的“自叙传”是“个人生活的写照”;有的说,他的小说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来源于日本的“私小说”;日本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则认为,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一样地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认为,郁达夫创作虽然大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身边琐事,但不能说是“个人生活的写照”;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民族文学     

家庭道德建设是伦理实践的第一步

丸山敏雄先生面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要求人们从改变家庭生活的道德观念做起，乐观地去接受生活的挑战。他认为“德福一致”是道德现象存在的客观规律，人们的善恶行为应该与他们的“幸”与“不幸”是一致的。他把实践视为家庭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注重培养和提高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认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按照“明朗”、“爱和”、“喜动”和“纯情”的原则去创造幸福的生活     

自卑·勇气

我们生活在温暖的集体里,有老师的夸奖,同学的羡慕,可谁又会想起那个默默“小草”呢?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默默的“小草”。他生活的孤独、寂寞,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也没有人愿意和他沟通。于是小草的心灵开始慢慢枯竭,并封闭自己。在上课的时候“小草”躲在墙角哭泣,他为什么哭泣?没有人知道,人们也不愿意去知道,他只能在无助时自己撩起袖子擦眼泪。我观察着他,他仿佛害怕课外活动,害怕在此时看着别人欢笑,自己一个人却只能躲在远处忧伤。也许你会好奇的问:“他怎么了?”我只能回答:“他受伤了。”“他为什么受伤了?是被人打了?还是另有…     

孟称舜"传情"理论及其戏曲创作

孟称舜戏曲深受汤显祖的影响 ,前期剧作和“传情”理论表现出对“至情”的赞颂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作为生活在明清易代时期的落魄文人 ,他又与那个时代和环境紧密相连 ,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传情理论和戏曲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诚”为主体 ,他“情正”与“言道”结合的“言情”倾向 ,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的局限。     

王钦敏的处世准则:“每天干活”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王钦敏是位“十几年没有过春节”,也是“十几年不知散步为何事”的人。但这般劳顿只是给他增添了些许白发,而在他脸上绝然看不到“无神”和“疲惫”,他始终保持着连年轻人都少有的朝气。1969年王钦敏高中毕生後,到福建古田县一个仅有20多人的自然村插队落户,作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山村的田间劳作苦累,生活单调,但王钦敏想尽办法不浪费时间,找到一切可以找得着的书来读。在五年的“落户”生活中陪伴他三更煤油灯光的是资本论、中外文学、英语等。1974年,王钦敏被推荐到福州大学地质专业学习,後又留校任教。但他明白自己的…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是在其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分配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保证人的“同等自由”和自由的社会生活;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他认为“同等自由”是它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实现人的“同等自由”即最大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自由观是指实现“同等自由”,实现人的个体化和完全自由,这必然伴随着人的完全道德和生命的实现。     

庾信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庾信生活在动荡的南北朝后期,以文学才能深受梁、西魏和北周朝庭的优遇。他早年出仕的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朝代。在文学上庾信与徐陵齐名。但有些诗因写得“浮放”、“轻险”而被一些人称做是“辞赋之罪人”。由于战乱,他前期的诗文都不复存在了。出仕西魏后,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促使其诗文“绮艳”、“清新”、“老成”。如杜甫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辞赋动江关”。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渴望

我时常站在街头仰望高远的苍穹,仿佛可以感受到旧皇历在匆促轮转的四季中飞散,那些充满“渴望”的人在辗转的生活中奔波。“我是太阳。”尼采向世界呐喊着,呼唤着发自内心的渴望,可这句话让他成为众人眼中的疯子,最终让他在世人鄙夷的目光中过完了他短暂的一生。“我是神灵。”梵高在他那阴霾的生活里低声自语,他渴望的不是神灵的力量,而是世人对于神灵的崇仰,他渴望着人们可以将他的画举得很高很高,用一种抑或欣赏抑或崇拜的目光仰望着他的画……“我有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圣诞夜站在富人家的橱窗外喃喃自语,窗内五…     

试论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创作

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是真正来自美国生活的戏剧,同时又是对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继承和探索,这样他就将传统与创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只不过是现实主义浓于现代主义而已.他的现实主义手法明显带有被子拓宽的味道,他完全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写出自己的书”.因此,他成就了“逃避者”这一独特类型.     

冤海里酿育的反抗与复仇的意志——窦娥形象析论

关汉卿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大师。他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元蒙统治时期。当时统治者野蛮残酷地剥削与压迫,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目睹并感受了悲剧充斥各个角落的元代社会现实,对此他不能不发出了强烈的“呐喊”。这诚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一个伟大的人生活在人类共同的生活里,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对巨大的情势表示冷淡;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这些东西对他有所影响,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尖锐、复杂、激烈的社会矛盾就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母体。他宁愿冒着“妄撰词曲”、“犯上恶言”,他怀着愤愤不平的抑郁心情,写出了一部部感人肺腑、动人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荒原与旺火——鲁迅、沙汀批判“看客”所持价值立场之分析与比较

该文以鲁迅和沙汀笔下“看客”的生态景观为基点 ,探讨两位作家在“看客”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价值立场。鲁迅面对“看客”的“荒原”景观延展他一贯的“绝望战斗” ,悲观而执着地在形而上层面把守“意义”的关口。沙汀则凭着他对生活的那份“信赖”热情而小心地拯救“看客”身上余留的“情感”火种。鲁迅的“荒原”意识是他的理想主义、悲观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交合的一枚果实 ,沙汀的“旺火”信念则是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立场的具体表现     

一个学者的公民实验（上）

“我觉得我生活在古希腊时代。”文明学学者北野总是沉浸在他心驰神往的古希腊的思想中,用那一套指导他的社会实践。中国现在有一些学者在努力克服“文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弱点,参加社会实践,试图“改良”社会。北野是其中之一。“我写完了《中国文明论》、《人道的两极》、《道性与时间简史的对话》后就不想写了,三本书分别研究人类文明的问题、人类的仇恨问题和人类思维的问题,理论研究到头了,剩下的就是参加社会实践。”他的实践之地就是他生活的小区,北京东面一个有名的中高档社区“银枫家园”。银枫家园的有名既因为当初开发…     

梭罗教育哲学思想探究

梭罗是十九世纪美国卓越的哲学家和作家,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对美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学校管理中,他融人“做中学”思想,并率先采用“方案”教学;他倡导大众教育,即简化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梭罗崇尚思想独立,反对迷信权威。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运用诗歌教育人民

陶行知(1891—1946)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教育领域中不断地批判和创新是他一生最大的业绩;“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他进行教育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大众化的诗歌则是他教育人民的手段。为了有效地教育人民,他直到临终前夕(1946年7月24日)还整理诗稿到深夜。     

真诚地倾诉 尽情地讴歌——论张弦短篇小说的抒情性

老舍曾经这样告诫小说习作者:“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复。”是的,凡是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莫不都是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记录着作者心灵的震撼。张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就是他“思索了很久的真心诚意的肺腑之言倾诉出来”的惨淡经营之作。张弦十分重视对生活的思索,并把思索的结果转化为真心诚意的倾诉,这是与他的创作态度和他坎坷的生活遭遇分不开的。建国初期“面对蓬勃的     

论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与吕正操同志商榷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吕正操同志《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文(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12日),批判林彪、“四人帮”颠倒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炮制“瞒和骗”的阴谋文艺,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个批判当然是对的。我们是赞同的。但他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美学原则,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发明和主张,却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文艺只能来源和从属于生活,决不能高于生活,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吕文表示希望和大家商榷,我们不揣冒昧,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浅陋之见,向同志们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