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神仙传记类志怪小说之生成

神仙传记是对神仙信仰的表述,它萌发于先秦,先是夹杂在历史、地理、哲学等著作中,后来逐渐单独成篇,收入志怪集。汉魏时期神仙传记已经结集成《列仙传》《神仙传》等专书,形成“凡人—学仙—成仙”的三段论式的叙事模式。今天神仙传记被当作志怪小说的一个品种,但历史上它是神仙实有的文献证据。神仙传记是中国文学的独特类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图文传与传记文学的普及大众化趋向——从《胡适传》第四版所想到的

图文作传,是历史人物长篇传记写作走向大众化的一种新路径。它从绣像小说、近代电影、近年“讲经”“读史”潮流中获得启发,却又与它们迥然有别。传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似与“绣像小说”同,其根本区别在于真实与虚构。与近代电影也只图像近似,而不可能有音乐语言等听觉因素。与“讲经”“读史”之类的区别最明显,或主说理,或主叙事;图片资料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在传记中选用图片资料,须有严格的要求和应起的作用。首先,能真实地表现传主的生平行状和思想发展;其次,能表现传主思想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 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 创设一种另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中西历史小说观念比较——试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

本文概述了法国、俄国和中国历史小说观念的演变,旨在说明中国历史小说司各特化不可逆转。中国在18世纪以前随着历史小说名著的出现,就形成了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小说理论。但由于“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神的历史”还未成为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小说论者的共识,所以我国古典历史小说整体上仍然是帝王或英雄传记,它们迄今仍然是“史诗”而未能成为“描写人和命运的形式”。为了变革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格局,继承并发扬我国历史小说理论精华和借鉴西方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同样是必要的。     

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     

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简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     

“华商”海外非商业风险特点和形式浅析

非商风业险是种个人不可抗力的外在风险，有风险多样性、不确定性；危害程度高、难以预防等特点。当前，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进一步加速，诸如恐怖主义、公共传染病、特定行政限制、突发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威胁困忧着“华商”，“华商”海外经商环境面临严峻的非商业风险。其中政治性、刑事犯罪性和意外伤害性风险是“华商”海外非商业风险中主要形式。有关各方应高度重视“华商”安全：     

浅论《晏子春秋》中小说因素的体现

作为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虽然产生较晚,但是作为小说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小说凶索的产生却是比较早的。早在先秦时期,诸予散文、历史散文中都或多或少蕴含着小说冈素。《晏子春秋》以叙事为宗,集中记录了春秋时期齐国晏婴的言行及生平事迹。《四库全书》认为它“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由于该书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在后世对它进行的辑...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传记叙事中的隐喻研究

在传记叙事中,事件等的意义的建构离不开隐喻的理解机制。本文阐述了传记叙事中隐喻的作用机制,并具体论述了其中一种最主要的语言手段,即名物化,指出了名物化在传记叙事中的重要功能。     

事实、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以王世贞传为例

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深对传主及其传记文本的理解。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中国传记文学的“宁馨儿”——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章论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既有让英雄入传、运用评传体、新颖的格式、畅达的行文等不同于传统传记又借鉴西方传记的特点,又保留注重史传、宏大叙事、实录原则等传统,堪称中西传记合璧的＂宁馨儿＂,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韩国盯上华商资本

2005年10月,韩国首都首尔(汉城)迎来了被誉 为“世界经济奥运会”的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全世界 30个国家与地区的华商3300多人云集汉城。使韩国人 感到振奋。在韩国的历史上,能够把如此众多的世界华商 巨富迎进韩国,这还是第一次。韩国《东亚日报》激动地 评说,“这是‘韩流’与华商资本的相逢”。     

从僧传与小说关系角度看《坛经》中的惠能传

《坛经》的内容包括叙事性强的高僧惠能传记以及惠能佛学思想记录两大部分。在《坛经》版本演变的过程里,两大部分都有所变化,尤以惠能传记部分变化较为明显,且在变化中体现出其与世俗叙事文学与世俗文化心理的密切联系。可以将《坛经》惠能传记部分的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坛经》惠能传记中谶言与神异情节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管窥以惠能传记为代表的僧传文学与包括历史传记、小说在内的文化大背景的联系,印证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难以割裂这一大文史观。     

具史家胆识 含风骚神韵——评易竹贤著《胡适传》

我国5、60年代的传记文学基本上属于“英雄传记”,到新时期则呈现出多元的发展势头,除“英雄传记”外,开始多有写普通人及历史上有争议的复杂人物的传记。一般而论,传记文学的价值与传主的人生价值和知名度不无关系,但又不能将这二者简单等同。“英雄传记”自然能从正面积极影响世道人心;而那些写普通人和复杂人物的传记,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多方位地考察人生的可能性,也许更能启迪人们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入思索。易竹贤同志的新著《胡适传》(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传记文学多元发展进程中涌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